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

中三高华本周考题

十二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劳伟杰在青奥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冒雨自发地跟随青年奥运会火炬手,完成了近两个半小时的传递路线,结果凭着这股“热情”感动当局,在最后一刻获选为其中一名火炬手。试谈谈你对这一新闻的看法。

2010年8月14日星期六

新的新加坡梦

昨天是我们热爱的国家新加坡的45岁生日。对人而言,45岁已是人到中年,可是对国家来说,45岁却还很年轻。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梦,尤其是年轻的国人,更需要年轻的梦。
  梦,是一种期盼,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奋斗的目标。缺了梦,人们就失去了期盼,失去了追求,也失去了奋斗的目标。这样的人生注定是灰暗的,也是没有光彩的。对个人是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不仅个别的新加坡人需要有梦,全体新加坡人也要一起来做梦——新加坡梦。今年国庆庆典把主题定为“腾飞的梦想,飘扬的国旗”,相信就是要让全体国人思考什么是新加坡梦,要如何去做梦,又将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

  什么是新加坡梦?相信大多数国人对此不甚了了。国务资政吴作栋前晚在马林百列国庆晚宴上,以其个人成长经历结合45年建国之路所发表的精彩讲话内容,应能为国人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吴资政提到,他年轻时新加坡人的梦想是“一、二、三、四”(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三房式组屋、四个轮子);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新加坡腾飞时期,新加坡人的梦想是5C——现金(cash)、信用卡(credit cards)、汽车(car)、私人公寓(condominium)和乡村俱乐部会员证(country club membership)。

  谈到他现在的梦想时,吴资政表示希望他能协助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创造良好的职业(career)、生活舒适(comfort)、生儿育女(children)、关怀他人(considerate)及有善心(charitable)。

  吴资政的这一段论述,其实就是对新加坡这个年轻国家45年建国之路的回顾与前瞻。在1960年代的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建设相对落后,因此“一、二、三、四”这样的基本生活需求,就成了大多数国人的奋斗目标与梦想。但是,人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安于现状的,等到国家经济建设稍有成就之后,国人转而追求5C,也是理所当然的。

  追求以财富为主要内容的5C,固然无可厚非,但是片面追求的结果,却导致了物质主义的高涨,新加坡人也因此成了世人诟病的“经济动物”,缺乏理想、信念、公德意识、互助友爱,单纯追求金钱利益、物质享受,狭隘自私,为个人享乐而生存。这样的情况,显然不利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正是因为对此不良趋势的忧虑,吴资政不久前才会指出,新加坡人不能都变成脑子里只想着致富的“经济动物”,还应该做“社会动物”,新加坡发展经济只是一个过程,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用于达致一个更重大的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稳定与和谐的社会。

  当时,吴资政还提到他从日本杂志上读到“心件”(heartware)这个词,同时指出“新加坡如果没有‘心件’,就会沦为一些国人的酒店。如果新加坡是多数国人的酒店,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吴资政前晚提出的“新5C”(良好的职业、生活舒适、生儿育女、关怀他人、有善心)中的“关怀他人”和“有善心”两项,应是他对新加坡所需的“心件”做出的具体补充。试想,如果新加坡人无法做到“关怀他人”和“有善心”,又如何为建设稳定与和谐的社会提供所需的心理环境?

  “良好的职业”,指的应该是除了养家糊口的工作(job)之外,也是一种能让人们自觉地敬业乐业,在工作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职业。

“生活舒适”,指的应该是一种不仅有物质保障,也能满足精神需求的让人愉悦的生活形态。
  “生儿育女”,当然是鼓励国人积极生育,因为如果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没有扭转,新加坡不仅会失去了建设国家社会所需的劳动队伍,而不断依赖引进外来人才以补充人口,迟早会导致新加坡特征的消失。

  虽然吴资政表示这只是他个人对新加坡的希望,但相信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国人在思索该做什么样的新加坡梦时,不妨朝这个方向去想。(2010/08/10)

冒雨跟跑十二公里

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前天冒雨自发地跟随青年奥运会火炬手,完成了近两个半小时的传递路线,结果凭着这股“热情”感动当局,在最后一刻获选为其中一名火炬手。

  前天是青奥运圣火在本地传递的第三天,也是国庆之后的学校假期。12岁的劳伟杰为亲眼目睹火炬传递活动,并拍下照片留念,从火炬第三天传递活动起点——榜鹅的绿苑中学开始就一路追随着火炬,直到后港体育场。

  火炬传递过程中下起大雨,但穿着T恤短裤和人字拖鞋的劳伟杰没有轻言放弃,冒雨陪着接力的火炬手跑了近15公里的路,跑到脚踝都受了伤。他的举动不但感动了当天的火炬手和维持秩序的交警等,也感动了主办当局,昨天宣布让劳伟杰也成为其中一名火炬手。

  负责火炬传递活动的高级主管麦国安受询时说,当局从劳伟杰的老师的口中了解到,他渴望亲眼看到火炬传递活动,因此对于所就读的康柏小学没被纳入火炬传递路线感到失望。

  麦国安说:“为了鼓励他(劳伟杰)坚持了不起的热诚、决心和精神,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也成为火炬手。”

  劳伟杰预计在13日于继祥路(Kay Siang Road)的青年奥运会学习中心参与火炬传递活动,但当局还未确定具体时间。

  本报昨天尝试联系劳伟杰,但他的母亲不愿儿子过度曝光,没有让他受访。(2010/08/11)

庆典过后,又见垃圾

周全生
  国庆日当晚,成千上万我国公民和居民蜂拥到政府广场,抢在第一时间观赏他们期待了一年的国家庆生的精彩表演。还有些国庆庆典发烧友没拿到入门票,为了一睹精彩的盛典表演,不惜冒险爬到广场外的大树上观看。而观礼的人数也还没把在分别座落在东、南、西、北的五个邻里社区:碧山、盛港、无兰、友诺士和蔡厝港观看驶入那里的机动部队的群众计算在内。

  这么庞大的群众在参加了这场筹划经年的年度盛典过后留下来给环境卫生制造了些什么问题呢?不用我说,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把矛头指向“垃圾”。据报载,单单为这次国庆庆典表演者和工作人员所准备的餐盒就达到1万8000个,其重量就有8.1公吨。加上主办当局赠送给每一位出席观众一份礼包,其数量应以万计。从电视新闻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观众台上在散场后所丢弃的“垃圾”遍地皆是,不禁让人不得不摇头叹息道:难道我国人民的“爱国情怀”竟然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吗?

  我想国庆过后的第二天,我们的清洁工友又得花上一整天去请除那些以“吨”为单位的垃圾,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国旗。

  不知何时,我们尊贵的同胞才能醒悟到“为环保尽一份力”才是真正的“爱国”表现,自动自发地把不制造垃圾,不污染空气视为己任,让“绿而洁”(Green&Clean)的最高愿景早日到来呢?(2010/08/13)

见证国庆2010

吴俊刚专栏
2010/08/10

  1968年,也就是被征召国民服役的隔年,作为首批服役特警,我成了参加国庆检阅队伍的一员。检阅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中途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都成了落汤鸡,制服和枪杆都湿透了。然而,年轻的心热情澎湃,因为我们谨记刚强勇猛的训诲。

  我见证了国庆1968,也真正感受了国庆1968。现场的气氛一片肃穆,好像老天爷也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因此,并没有什么欢快的心情。在风雨交加中进行检阅,直到雨过天晴,那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验。1970年代,当上了记者后,我又多次采访国庆庆典的经验,1980和1990年代,因为当上议员,每年也出席国庆庆典,因此,有多次重回那个大草场的经验,看着国庆庆典逐年变化,每一次都难免思潮起伏。

  今年,国庆庆典重回大草场,坐在看台上,见证国庆2010 ,回想42年前的情景,强烈的比照之下,感触更多。

  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恍如昨日,却又似乎已经那么遥远。今昔相比,真是判若云泥。那时,失业率高挺,刚踏出中学校门的许多青年,第一个感觉是前途茫茫,最怕就是失业。所以,最大的期望就是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使薪水可能只是百多块钱。同班同学能升上大学的,屈指可数,有些虽然过了考关,却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以谋生为先,因为家里穷,负担不起学费。

  那个时候,国民服役刚刚实施,很多家长是哭哭啼啼看着孩子爬上军车去服役的。人们没有安全感,国家意识和防卫意识也还有待建立。一切都处在草创阶段。因此,我们这一代,没敢有什么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尽快挣钱帮忙父母养家,翻新早已摇摇欲坠的亚答屋。政府组屋那时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没多少人敢奢望能拥有一间,即使只是三房式。

当年的国庆庆典气氛肃穆庄严

  那时的国庆庆典,自然也是很“单纯”的。在一般人心目中,国庆检阅就是“操兵”。大草场搭建的看台,就是简单的一排排木凳,哪有现在这样,灯火辉煌。一年一度的国庆,不知不觉间已经演变成一场盛大的国家生日舞会。现场充满的是欢腾的气氛,而不是当年的肃穆庄严。现场的气氛也能够通过电视直播,传入家家户户,让每个人都能分享。

  当年我们肩上扛着的英殖民政府留下来的二手枪支,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如今,头顶的战斗机呼啸而过,英姿飒爽;眼前的机动部队,一排排轰隆驶过,声势浩大,都是42年前难以想象的东西。整个大草场的布置、三维音响设备、五彩缤纷的表演队伍,象征国家发展已迈入了另一个世界。

  记得在警察学院受训的时候,虽然有机会学开莱福枪和左轮手枪,但都没机会打上多少发子弹。国家穷得很,子弹也只能省省用了。不过,受训过后,却马上得佩枪上阵,包括三更半夜到西海岸海滩巡逻,防止有人偷渡上岸,以及到女皇镇或火城(劳明达街附近)把守煤气设施。
吴俊刚专栏
  1968年,也就是被征召国民服役的隔年,作为首批服役特警,我成了参加国庆检阅队伍的一员。检阅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中途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都成了落汤鸡,制服和枪杆都湿透了。然而,年轻的心热情澎湃,因为我们谨记刚强勇猛的训诲。

  我见证了国庆1968,也真正感受了国庆1968。现场的气氛一片肃穆,好像老天爷也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因此,并没有什么欢快的心情。在风雨交加中进行检阅,直到雨过天晴,那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验。1970年代,当上了记者后,我又多次采访国庆庆典的经验,1980和1990年代,因为当上议员,每年也出席国庆庆典,因此,有多次重回那个大草场的经验,看着国庆庆典逐年变化,每一次都难免思潮起伏。

  今年,国庆庆典重回大草场,坐在看台上,见证国庆2010 ,回想42年前的情景,强烈的比照之下,感触更多。

  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恍如昨日,却又似乎已经那么遥远。今昔相比,真是判若云泥。那时,失业率高挺,刚踏出中学校门的许多青年,第一个感觉是前途茫茫,最怕就是失业。所以,最大的期望就是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使薪水可能只是百多块钱。同班同学能升上大学的,屈指可数,有些虽然过了考关,却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以谋生为先,因为家里穷,负担不起学费。

  那个时候,国民服役刚刚实施,很多家长是哭哭啼啼看着孩子爬上军车去服役的。人们没有安全感,国家意识和防卫意识也还有待建立。一切都处在草创阶段。因此,我们这一代,没敢有什么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尽快挣钱帮忙父母养家,翻新早已摇摇欲坠的亚答屋。政府组屋那时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没多少人敢奢望能拥有一间,即使只是三房式。

当年的国庆庆典气氛肃穆庄严

  那时的国庆庆典,自然也是很“单纯”的。在一般人心目中,国庆检阅就是“操兵”。大草场搭建的看台,就是简单的一排排木凳,哪有现在这样,灯火辉煌。一年一度的国庆,不知不觉间已经演变成一场盛大的国家生日舞会。现场充满的是欢腾的气氛,而不是当年的肃穆庄严。现场的气氛也能够通过电视直播,传入家家户户,让每个人都能分享。

  当年我们肩上扛着的英殖民政府留下来的二手枪支,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如今,头顶的战斗机呼啸而过,英姿飒爽;眼前的机动部队,一排排轰隆驶过,声势浩大,都是42年前难以想象的东西。整个大草场的布置、三维音响设备、五彩缤纷的表演队伍,象征国家发展已迈入了另一个世界。

  记得在警察学院受训的时候,虽然有机会学开莱福枪和左轮手枪,但都没机会打上多少发子弹。国家穷得很,子弹也只能省省用了。不过,受训过后,却马上得佩枪上阵,包括三更半夜到西海岸海滩巡逻,防止有人偷渡上岸,以及到女皇镇或火城(劳明达街附近)把守煤气设施。
吴俊刚专栏
  1968年,也就是被征召国民服役的隔年,作为首批服役特警,我成了参加国庆检阅队伍的一员。检阅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中途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都成了落汤鸡,制服和枪杆都湿透了。然而,年轻的心热情澎湃,因为我们谨记刚强勇猛的训诲。

  我见证了国庆1968,也真正感受了国庆1968。现场的气氛一片肃穆,好像老天爷也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因此,并没有什么欢快的心情。在风雨交加中进行检阅,直到雨过天晴,那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验。1970年代,当上了记者后,我又多次采访国庆庆典的经验,1980和1990年代,因为当上议员,每年也出席国庆庆典,因此,有多次重回那个大草场的经验,看着国庆庆典逐年变化,每一次都难免思潮起伏。

  今年,国庆庆典重回大草场,坐在看台上,见证国庆2010 ,回想42年前的情景,强烈的比照之下,感触更多。

  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恍如昨日,却又似乎已经那么遥远。今昔相比,真是判若云泥。那时,失业率高挺,刚踏出中学校门的许多青年,第一个感觉是前途茫茫,最怕就是失业。所以,最大的期望就是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使薪水可能只是百多块钱。同班同学能升上大学的,屈指可数,有些虽然过了考关,却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以谋生为先,因为家里穷,负担不起学费。

  那个时候,国民服役刚刚实施,很多家长是哭哭啼啼看着孩子爬上军车去服役的。人们没有安全感,国家意识和防卫意识也还有待建立。一切都处在草创阶段。因此,我们这一代,没敢有什么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尽快挣钱帮忙父母养家,翻新早已摇摇欲坠的亚答屋。政府组屋那时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没多少人敢奢望能拥有一间,即使只是三房式。

当年的国庆庆典气氛肃穆庄严

  那时的国庆庆典,自然也是很“单纯”的。在一般人心目中,国庆检阅就是“操兵”。大草场搭建的看台,就是简单的一排排木凳,哪有现在这样,灯火辉煌。一年一度的国庆,不知不觉间已经演变成一场盛大的国家生日舞会。现场充满的是欢腾的气氛,而不是当年的肃穆庄严。现场的气氛也能够通过电视直播,传入家家户户,让每个人都能分享。

  当年我们肩上扛着的英殖民政府留下来的二手枪支,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如今,头顶的战斗机呼啸而过,英姿飒爽;眼前的机动部队,一排排轰隆驶过,声势浩大,都是42年前难以想象的东西。整个大草场的布置、三维音响设备、五彩缤纷的表演队伍,象征国家发展已迈入了另一个世界。

  记得在警察学院受训的时候,虽然有机会学开莱福枪和左轮手枪,但都没机会打上多少发子弹。国家穷得很,子弹也只能省省用了。不过,受训过后,却马上得佩枪上阵,包括三更半夜到西海岸海滩巡逻,防止有人偷渡上岸,以及到女皇镇或火城(劳明达街附近)把守煤气设施。
刚刚建军的日子,身为服役人员,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毕竟是头一批,又刚找到一份月薪150元的工作,对个人和国家前途,总是忧心忡忡。然而,就这样一年一年的挨过,而新加坡也一年一年的壮健起来。我想,同一个年代的同胞看到今年的检阅,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应该都有相同的感触。虽然我们已经步入耳顺之年,但眼看国家如此强盛,不只欣慰,也很心安,因为国家和后代的前途已经有了很好的保障。
  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陆空部队,不论国防还是保安,国人已有十分的安全感。这和40年前可谓有天渊之别。经济的建设也取得辉煌的成就,所有的学生不怕家穷而无法升学,毕业生不怕找不到工作。虽然成功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毕竟是成功的问题,不能与昔日相提并论了。

  今天,有坚实国防和经济为基础和后盾,有良好的教育机会,有充分的就业前景,年轻一代新加坡人的确有条件随飘扬的国旗,放飞梦想。他们是幸福的。但请别忘了,新加坡今天的成就,其实已经倾注了两代人的心血。我们所走过的建国道路是艰辛的。前人种树,后人遮荫,后人切莫忘前人,后人也须记得,还有后人在后头。

  45岁,对一个人来说,已经走完人生的一半路程,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却只是开始,谨此祝愿共和国基业永固,国运昌隆。

作者是前资深新闻工作者

让纯真的公益心茁壮成长

社论 2010年8月13日
  冒雨跟着青年奥运会火炬手跑了15公里的12岁男孩劳伟杰,不但因为呼应了青奥运“热情和决心”的精神意义,在一夕之间成为了典范,也可能改变外界认为新加坡人普遍不关心青奥运的印象,让这个世界青年运动盛会能在本地绽放异彩。为了亲眼目睹火炬传递活动,并拍下照片留念,穿着人字拖鞋的劳伟杰,冒雨陪火炬手跑了近15公里的路,导致脚踝受伤。主办当局为了表扬他对青奥运的热情支持,已经宣布让他担任一名火炬手,让这段有意义的小故事有一个完美的句点。

  劳伟杰不但意外地从场外的跟跑者变身为正式的火炬手,在事迹见报后,更在学校受到校长的表扬,在周会时被请到台上,让全校分享他的荣誉。他所在选区的议员,也特地送他们一家青奥运开幕式的门票。由于劳伟杰在跟跑时所携带的相机,因为进雨水而损坏,两家知名的相机厂商还主动表示愿意给他免费替换。这种种的“好处”,恐怕都不是劳伟杰当初跟跑时所预料得到或追求的,他只是单纯地因为热爱和支持青奥运,动机完全来自少年内心的纯真而美好的理想。

  8岁的育德小学二年级女生林恩雅,同样也怀有一颗纯真而美好的心灵。为了响应“散发希望”,让参加者通过削发,为儿童癌症协会募款,林恩雅无私地为慈善落发,成为参加这个活动的180名师生和家长当中唯一的女孩子。女性天生注重容颜,一头秀发更是特别重要。虽然林恩雅只有8岁,但剃光了头毕竟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她表示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也不担心会引来同学异样的眼光,精神可嘉。

  青少年身上洋溢着追求理想的热情,似乎是个不分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现象。《三字经》开头便说:“人之初,性本善”,虽然其哲学意义不是纯粹从经验上说,但青少年比成年人少了份心机,多几分善良,应该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其实是每个社会最珍贵的资产,如果善加培育,让青少年能秉持理念,少一点功利心态去待人处世,对于进一步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肯定大有益处。

  要培育青少年追求理想的精神,学校和家庭都肩负着相当的责任。新加坡学校已经有不少让学子培养责任感和公益心的机会,制服团体如童子军、少年旅、圣约翰救伤队,其活动内容一方面让青少年掌握实用的生活技能,另一方面也灌输他们关心他人、照顾弱者的观念。此外,今天的学校也会安排学生进行社会服务,诸如到老人院探望孤苦无依的老人、到孤儿院照顾缺乏家庭温暖的孩子。这类教育方式,将有助于培养新一代国人超越一己考虑,关怀社会公益的公民意识。

  所谓“言传不如身教”,孩子在家里与父母朝夕相处,成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切莫轻忽自己的示范作用,孩子是否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家庭的角色非常关键。林恩雅的父亲林文山为了肯定女儿的义举,临时决定以行动支持,陪她一起剃光头,充分体现了为孩子树立正确榜样的做法。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培育并鼓励他们去追求和实现纯真的理想,关心社会公益,保持赤子之心,何尝不是让社会维持青春活力的另一种方式?

2010年8月12日星期四

中三高华本周考题


报章报道:淡滨尼区在今年3月已正式实施脚踏车允许使用人行道这一措施。但有些国人却认为脚踏车上了人行道,会侵占行人的权利。试谈谈你的看法。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让“大对话”更多姿多彩

2010-08-04
社论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生活节奏缓慢、资讯不发达、变化不多的传统农业社会,拥有丰富人生经验的年长者,几乎就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但是在资讯爆炸,信息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形势已然逆转。年长者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结构,或许早已不敷使用。一出生便浸濡在电脑环境里的年轻人,才是拥有主动权的“网络原住民”,半路出家的中年以上者,只能在新媒体世界里亦步亦趋。

  智能手机的面世,更加剧了网络原住民和年长“新移民”间的科技鸿沟。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上网,使得他们如虎添翼,“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泛在网络”(Ubiquitous Network)等科技词汇的广泛使用,无不说明年轻人在互联网世界“无所不在”的如鱼得水之境,年长者因此更难以望其项背。有调查表明,本地28%的受访年轻人承认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自然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这项跨越亚洲11个市场1万2000余人、在本地有877个访问对象、供广告商参考的调查,主要在了解年轻人的网络使用和消费习惯。拥有手机的本地年轻人(8岁至24岁),已经从2008年的80%,增加到今年的85%。一般社会的联想,主要是年轻人把手机和互联网当作娱乐用途,调查结果大致符合这个印象,却也发现上网的年轻人,有61%搜索资料、60%使用电邮、44%下载资料、28%看新闻。

  调查也发现,年轻人有68%使用社交网络、43%阅读、撰写或在他人的博客留言、28%参与网络论坛讨论。换句话说,手机和互联网并非只是年轻人的消闲平台,他们当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会通过资信媒介去关心并参与公共议题。年轻人获取资讯和表达看法管道的不同,意味着主流社会有必要采取更灵活的方式,去了解和吸纳他们对改进社会现状的意见和建议。

  一个成熟民主的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提倡并鼓励对话的社会。作为一个不同利益博弈的场所,文明的社会必须通过不断的对话,来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以便达到基本的公平和公义,让社会能够在一定的共识下发展前进。不同的年龄层存在不同的利益,作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年轻人的利益诉求不容忽视。可是,如果沟通对话的平台因变化而断裂,有意义的对话就无法发生。

  因此,如何善用年轻一代惯用的工具,来进行凝聚社会根本共识的“大对话”,势必是每一个步入资信科技时代的社会所面对的共同挑战。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传统的报章、电视媒体涉足网络作业多年,也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和成绩;政府宣导政策及收集民意更不忘利用新媒体;执政党和在野党近年来相继在虚拟世界建立据点,通过各类社交网络同年轻人交流……凡此种种,皆有利于跨年龄层的沟通。

  当然,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在网络进入“无所不在”的时刻,不但传统的“一言堂”早无立锥之地,意见的交集和激荡也已经脱离了一对一、单对众、由上而下的威权模式,而更具备及时、随地、众声喧哗、乍看毫无秩序的普遍民主性质。科技的改变只会越来越快,因而也要求社会不断地适应和寻求新的对话方式。报章、电视、广播仍然还会保持社会主流对话平台的地位,但是要包含新一代的声音,让“大对话”更多姿多彩,则需要社会保持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

珍惜得来不易的民气


2010-08-03
  在新加坡庆祝独立45年之际,政策研究院发表了关于国民对国家认同感的调查研究结果。这个在去年2月至5月间进行,涉及2016名不同种族、不同收入阶层、住在不同类型住屋、年龄介于21岁至64岁公民的大型调查在此时公布,不但切合时宜,也让国人能够结合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参照并省思对国家、同胞、乡土的情感与认知。
  总体而言,国人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感是强烈的,97%表示“我爱新加坡”;93%认为“新加坡比大多数国家都好”;93%“以新加坡经济成就为荣”;88%表示“即使在国外担任高薪工作,仍会保留新加坡国籍”。如果横向比较,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自豪感,排名仅落后于美国、委内瑞拉、澳洲及奥地利。

  政策研究院每隔五六年便进行类似的调查,至今已经是第四回。对于这个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小岛国,国民是其唯一且最珍贵的资产。因此,国家的成败几乎完全取决于国民是否勇猛精进、精诚团结。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新加坡的成功,与国民强烈的认同感密不可分。

  国民对国家的忠诚感,相当程度来自于他们的政治参并在过程中产生的归属感。在这一点上,调查结果显示国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呈现出可喜的趋势。例如,48%受调查者愿意为有官方背景的基层组织服务;58%愿意为民间公益或专业团体服务。这两组数字都远比1998年调查的24%和39%来得高很多。

  积极的参与意味着国民的政治意识和期待也相应地提高。62%的受调查者认为“公民有能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但也有高达53%觉得“政府在决策前没有让公民先辩论政策利弊的机会”;同时,高达97%表示“即使有必要迅速决策,政府也应花更多时间听取民意”。国人的政治冷漠同样在逐渐降低,觉得自己有政治疏离感的国民,已经从1998年的43%下降到20%,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没有疏离感的国民,则从1998年的3%猛增到41%。

  经过45年的同甘共苦,各族同胞的国民集体认同感显然有所增强。77%的受调查者不觉得“我与其他族群的新加坡人没有太多共同点”,1998年只有60%这么觉得。或许正因为如此,外来新移民的大举涌入,对国人的心理冲击越发变得强烈。63%受调查者担心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会削弱原有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这比1998年的38%高出许多。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些让人担忧的事实。新加坡人移民外国的人数,似乎也在持续增高,向警方要求良民证(Certificates of No Criminal Conviction),以便向外国移民机关申请定居的国人,从1998年的4996人跃升到2007年的1万2707人,平均每个月有1000多人。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或许是结婚移民,或许是追求更好的职业,也可能希望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有办法移民外国的国人,应该都是有较好教育背景和能力的一群,他们为何选择连根拔起地离去,需要社会给予重视。

  挑战当然存在,但整体上新加坡却还可算是“民气可用”,这样的调查结果因而值得大家共同珍惜。国家认同感的增强、政治意识及参与感的提高,无不呼唤着一个更具协商性,更包容开放的政治和舆论环境。持续让国人通过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对话,培养更积极的爱国心,都是未来新加坡继续成功的关键因素。

消费和创新

2010-07-31

● 杨萌
  上大学的时候,流体力学的讲师看着我们这群缺乏激情、不发言、不提问的学生,抛出了这么个问题:为什么现今的人无法创造出以前那些伟大发明?不等我们反应,他眼皮眨也不眨地说出答案:因为有了电视。他说,以前没有电、没有电视的时候,人们吃了晚餐就在桌前计算数学公式,后来,我们把时间都给了电视。

  现在,我们又把电视以外和电视以内的很多时间给了电脑,给了网络游戏,给了facebook,给了iPhone。

  试想一下,这些科技产品的无孔不入,占据了原本一块块留给消化、反思、想象和抽离的空间,而这些让人进行原创性思考的间隙原本就已经被日常工作不断挤迫,现在我们又主动地让自己进入一种被动运作程序里,让人想起购物中心或地铁站里原有的空白处出租给小商小贩那样,思维的田野现在变得局促不堪。

  就拿facebook来说,抵制它的人认为facebook不但没有把我们跟周围联系得更紧密,反而因为花太多时间寻找别人是否在乎自己的行踪而变得更加脱离。就算在facebook上找到了老朋友,是否代表关系真的加深了?年轻人因为习惯了虚拟沟通而在现实中变得不善辞令也是常听到的抱怨。

  至于智能手机给人带来的困惑就更大了。一方面我们崇尚个人主义,人人想要与众不同;一方面我们却乐得人手一台跟别人没有两样的玩意。我也不只一次被人问及为什么还不买iPhone,似乎没有就是与世脱节。

  我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抵制苹果产品或者facebook,更不至于到香港专栏作家林沛理所说的,facebook是把社会推往更自恋、更虚情假意和更多瘾君子的方向发展。毕竟,facebook、智能电话等发明本身是人类不断超越自己的最好佐证。智能手机为很多编写移动程序的人带来新的机会,电子商务也因科技平台而起飞。

  我只是担心,这些现代消费科技的诞生,对于抹杀和遏制创新力、人为创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人类虚心审视自我价值所带来的冲击。

  更糟的是,我担心我们因沉醉于科技带给我们的无所不能的授权感和掌握感,把它们看做是自身能力换取的成就。加上主流论述不断提醒,我们正处前所未有、发展最快、机会最多、最蓬勃的大好时代,给人一种飘飘然的优越感。

  我们何德何能呢?就拿科技创新来说,新美国基金会政策主管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就曾撰文说,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发明难得一见,而且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例子多的是:蒸汽发动机在煤矿厂用来抽水整个世纪之后,才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上发挥作用;汽油驱动的汽车早在1880年代就发明了,可是直到1920年以后才在美国开始产业化。

  所谓的绿色科技也是一样,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研究了几十年,到今天石油价格依然主宰我们的生活。就拿这次BP漏油事件来说,钻油技术19世纪以来已经非常成熟,清理油污的技术却至今还无法在大范围凑效。

  所以,林德才会断然指出:“我们以为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改变之中,但其实我们活在静止的状态。”

  美国现在当红的时政评论员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中提到一个小细节,13世纪在欧洲发明的机械钟,让人不必依赖日月星辰就能界定白昼、排列工作时间,史学家更指出这使得企业家借由掌握工时来测定劳工成本,可是,这样将时间定量的伟大发明,后来到了中国,却是只能消费、无法制造的现代科技(乾隆皇帝后来甚至不想看到设计精巧的小机械)。

  虽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皇朝选择闭关锁国,但看到这当中还是具有现时意义。科技的步伐固然不会为谁停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迷失自己更是需要一些敢逆流而行的勇气和清醒,这样我们才会成为创新的民族,而不是个只会消费的市场。

以社会力量引导迷途羔羊


内政部、教育部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上个月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央青少年指导署”,为被鉴定为有“行为不良可能性”的13岁至21岁青少年提供指导服务,在他们误入歧途之前拉他们一把。

  这个“指导署”要在今年11月全面运作,它的成立宗旨还得进一步宣传,让它在社会上获得普遍支持,才能有效地扮演它的角色。

  青少年问题是每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有“行为不良可能性”的青少年在一般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家庭或是学校所忽略,因为青少年或多或少具有叛逆的性格,家长和学校有时候并不容易鉴定他们的管教对象是否具有“行为不良可能性”。尤其是一些双薪家庭,父母没有太多时间注意孩子在外的行为,无法及时觉察孩子有不良行为的迹象,直到孩子搞出事情之后已经太迟。

  警方发表的今年首六个月数据显示,跟去年同时期相比,因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指7岁到19岁)人数虽有略微下降(从2289人减少到2086人),但被捕青少年占总被捕人数(8653人)的比例却也微增1个百分点,占了24%。青少年犯罪如果不加紧重点对付,他们也可能继续在犯罪的深渊往下滑。

  除了“指导署”之外,监狱署也计划在下个月推出“前囚犯之友计划”,延续对前罪犯的社会改造,协助他们重返社会,防止他们重犯。青少年犯罪有因误交损友、在家庭得不到关怀、无心向学等等因素,要防止他们重犯,不只协助他们重返社会,也应该给他们重返学校的机会。

  家庭是防止青少年犯罪的第一关,但事实上,有些家长是无法管教孩子的,对于已经“变坏”的孩子,家长也不知如何引导他们,一些更不幸的家长甚至成为孩子暴力的受害者。

  在发现孩子有犯罪的倾向时,家长一般上也不会及早寻求协助,因为一说到“寻求协助”通常想到的就是警方,向警方求助等于是告发孩子,家长可能得不到孩子的谅解。因此,这个由三方联合成立的“指导署”最好不要过分强调警方的角色,不要给人向“指导署”求助形同报警的印象。“指导署”由社青体部领导有其积极的意义,这更能鼓励受青少年问题困扰的家庭把它当作寻求协助的对象。

  “指导署”要更有效地扮演其角色,也不应该被当成一个“投诉局”,它应该更主动的走入社区和学校,为有问题的青少年提供辅导,及早发现和纠正他们的问题。它将跟社区组织、自助团体合作,并设立“青少年指导中心”,把它的工作更具体和全面地落实到社会上。

  不知如何应付坏孩子的家长,也不应该消极地采取放弃的态度。很多时候,家长反而是“指导署”所必须辅导的对象。

  青少年的问题基本上是家庭或是学习的问题,在问题还未真正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前,我们若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可以挽救不少边缘孩子,免除许多家庭的痛苦。

  青少年问题是社会问题,从社会层面下手,集合社区、民间团体的力量来引导迷途的羔羊,也能体现出社会的温情,具有反社会心理的叛逆青少年更需要社会的关怀。
201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