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毫无疑问，交通课题是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从宏观的车辆与交通流量的调控，到公共交通服务的改善，车辆的节能以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需要周详研究的课题。过去几个月来，公共交通、ERP等交通课题一直占据显著的新闻版位，备受民众关注，而在前天的跨部门部长级委员会上所突出的推广脚踏车的使用的构想，也是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课题。事实上，自从淡滨尼镇于去年5月推展为期一年的骑士与行人共用人行道试验计划以来，这个话题就不断地在本报《交流站》出现，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也足见它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至大。
淡滨尼的试验计划已经延长半年，而当局现在也计划进一步在三巴旺和义顺两镇推行同样的计划，显示“脚踏车和行人共用道”的概念已经逐渐成型，在可预见的将来，相信脚踏车骑士和行人是否能共用人行道的争论，也将逐渐被两者应如何共容与“共舞”所取代。在记者会上，交通部长林双吉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交通部目前正在仔细研究各种实际的办法，来推广脚踏车的使用，让居民不仅骑车往返巴士和地铁站，也将脚踏车作为短程路途的交通工具，如从住家骑车到市镇中心或巴刹等处。”
由于有这一层构想，交通部的可持续交通发展策略（被统称为“BMW”，即巴士、地铁和步行）因此必须加上脚踏车－－一种既环保又有益健康的交通工具。换言之，人们必须准备接受这么一个现实的到来，那就是各组屋市镇内的脚踏车数目将会因为受到鼓励而与日俱增。其实，近些年来，人们不难发觉脚踏车的增加已是个相当明显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只有行人使用的人行道，逐渐多了另一类使用者－－脚踏车骑士。既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脚踏车当作短程交通工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骑脚踏车当作户外运动，他们往往先上人行道，然后再通往公园连道的脚踏车道去。
因此，各有关当局和市镇居民应如何改变态度，改善市镇内的一些相关基础设施，以及提高安全意识，以适应这种新的生活现实，才是人们应该着眼的问题关键。
安全，很明显是大家目前最关注的课题。行人投诉脚踏车骑士横冲直撞，不顾行人安全；骑士则申诉行人自私，不愿与他们共用人行道，甚至有些把他们视为仇敌。这些当然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在人口密集的组屋区，相互容忍和体谅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居民将有没完没了的摩擦。但如何确保“脚踏车和行人共用道”的有序与安全，也是绝对必要的。在这方面，不能只靠宣导，也必须有明确的使用规则可以让大家依循。究实，脚踏车和行人安全，是整个公路安全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涉及包括驾车人士在内的所有公路使用者，因此也必须放在整体交通的宏观视角下来探究。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在寸金尺土的新加坡，要处处同时设行人道和脚踏车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空间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也应该通过创意思维，制造可以利用的空间，就像我们利用各处河道经过的地方开辟公园连道一样。因此，最终出现的图景应是有些地方容纳得了兼有人行道和脚踏车道，有些地方的人行道可以稍微扩建为共用道，有些地方实在无法腾出新的空间，就只得现成共用。
越来越多的居民以脚踏车代步将会成为组屋区的一道风景线，脚踏车将成为个市镇内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公众对待脚踏车的心态也必须及时改变跟上。
2008年7月30日星期三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服务的高境界
（2008-07-26）
● 殷蔚
趁着大热卖，抽空去逛街，到了一家本地知名品牌店内，光顾者不少。一名手脚勤快、动作麻利的中年女店员的及时帮助，很快相中一双做工精细的皮鞋和一个设计时尚的公事包。付款时，发现因为消费金额够多，可以申请一张“会员卡”，于是多留几分钟，等待店员办理制卡事宜。
这时，发现店员在使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工具制作会员卡。制卡器体积只有巴掌般大小，却能在输入会员资料后，即时打印出一张不干胶标签，贴在卡的背面。这样，一张个性化会员卡就诞生了。
我接过做好的会员卡检查，发现持卡人姓名有误。告知店员后，她连声道歉，迅速在机器上重新输入资料，发过新卡。
在此过程中，店员觉察到我对她手中的设备甚感兴趣，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耐心地为我介绍它的构造。她的华语不甚流利、标准，听起来有点辛苦，说得也较慢，似乎是先打了腹稿再表达的。然而，这席交谈，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购物兴致，相反，却让我顿生感慨：肯如此为顾客委屈自己的销售员着实不多。
好店员难求！那名为我服务的店员可算是一个典范。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为了赚取一份薪水在打一份工，处于雇佣关系的两端，他们和老板的立场不同，因此鲜有把自己的行动和老板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而她呢，虽然言语不多，却能让顾客真切感受到员工以公司为家的浓厚文化氛围。
试想，我们可以自发地为家庭付出，心甘情愿地奉献，又有几名雇员能够把公司当家庭一样去珍惜、维护的呢？
老板当员工是一家人
或许那名店员的素质原本就不错，如同政府大力提倡的那样——有服务DNA、X-Factor。那我要祝贺她的老板，找到一位能设身处地为公司着想的员工。不然的话，零售业者真得好好学习那个品牌的企业文化了。
我想，该品牌掌门人应是头一个学习对象。管理学常识告诉我们，领导者作风是企业文化的决定因素。他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
如果一个老板不能以身作则，光把下属视为给他创造利润的工具，不是一家人，真诚关心爱护他们，尽力照顾他们各方面的需求，鼓舞他们的士气，有盈利时大方地分享……员工又怎能将心比心，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呢？
和谐融洽的公司文化一旦形成，它的威力将无比强大，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般，不断吸引优秀的员工和慕名的顾客纷至沓来。
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投诉经常见诸报端，笔者信手拈来——销售员能够说华语，却非得用英语和华人沟通；就餐时，向侍者多要一只碗，得到的却是“我很忙”的冷漠回应等等。
都说“顾客是上帝”，消费理应是一种享受，可情形往往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要提供高素质服务，销售人员自然应当持续学习、不断进步，但往深一层次想，他们的上司包括老板或许也有自我反省的必要。
说回那次的大热卖经验，虽然在我的记忆里，那名店员的容貌已日趋模糊，但美好的购物体验历久弥新，我很期待再次光顾那个品牌。我想，这就是服务的高境界，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优质企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者是商业课程兼职讲师
（2008-07-26）
● 殷蔚
趁着大热卖，抽空去逛街，到了一家本地知名品牌店内，光顾者不少。一名手脚勤快、动作麻利的中年女店员的及时帮助，很快相中一双做工精细的皮鞋和一个设计时尚的公事包。付款时，发现因为消费金额够多，可以申请一张“会员卡”，于是多留几分钟，等待店员办理制卡事宜。
这时，发现店员在使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工具制作会员卡。制卡器体积只有巴掌般大小，却能在输入会员资料后，即时打印出一张不干胶标签，贴在卡的背面。这样，一张个性化会员卡就诞生了。
我接过做好的会员卡检查，发现持卡人姓名有误。告知店员后，她连声道歉，迅速在机器上重新输入资料，发过新卡。
在此过程中，店员觉察到我对她手中的设备甚感兴趣，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耐心地为我介绍它的构造。她的华语不甚流利、标准，听起来有点辛苦，说得也较慢，似乎是先打了腹稿再表达的。然而，这席交谈，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购物兴致，相反，却让我顿生感慨：肯如此为顾客委屈自己的销售员着实不多。
好店员难求！那名为我服务的店员可算是一个典范。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为了赚取一份薪水在打一份工，处于雇佣关系的两端，他们和老板的立场不同，因此鲜有把自己的行动和老板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而她呢，虽然言语不多，却能让顾客真切感受到员工以公司为家的浓厚文化氛围。
试想，我们可以自发地为家庭付出，心甘情愿地奉献，又有几名雇员能够把公司当家庭一样去珍惜、维护的呢？
老板当员工是一家人
或许那名店员的素质原本就不错，如同政府大力提倡的那样——有服务DNA、X-Factor。那我要祝贺她的老板，找到一位能设身处地为公司着想的员工。不然的话，零售业者真得好好学习那个品牌的企业文化了。
我想，该品牌掌门人应是头一个学习对象。管理学常识告诉我们，领导者作风是企业文化的决定因素。他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
如果一个老板不能以身作则，光把下属视为给他创造利润的工具，不是一家人，真诚关心爱护他们，尽力照顾他们各方面的需求，鼓舞他们的士气，有盈利时大方地分享……员工又怎能将心比心，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呢？
和谐融洽的公司文化一旦形成，它的威力将无比强大，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般，不断吸引优秀的员工和慕名的顾客纷至沓来。
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投诉经常见诸报端，笔者信手拈来——销售员能够说华语，却非得用英语和华人沟通；就餐时，向侍者多要一只碗，得到的却是“我很忙”的冷漠回应等等。
都说“顾客是上帝”，消费理应是一种享受，可情形往往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要提供高素质服务，销售人员自然应当持续学习、不断进步，但往深一层次想，他们的上司包括老板或许也有自我反省的必要。
说回那次的大热卖经验，虽然在我的记忆里，那名店员的容貌已日趋模糊，但美好的购物体验历久弥新，我很期待再次光顾那个品牌。我想，这就是服务的高境界，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优质企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者是商业课程兼职讲师
人口政策需要国人配合
（2008-07-29）
在最近一个多星期里，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先后两次谈到新加坡在人口问题上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一是在7月21日的国会答询中，黄根成透露政府将在8月份推出新措施，以此鼓励育龄夫妇多生育；二是前天在竹脚妇幼医院成立150周年的庆祝晚宴上，他再次对生育率偏低表达了担忧，并指出，假若生育率不提高，又不引进外来移民，60年之后，新加坡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面对的相同挑战，其中尤以西欧和日本最为突出。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劳动力减少，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失去保障。例如很多西欧国家在执行社会政策时，包括在执行福利政策时，已经感到吃力。至于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迟早都会受到连累。在亚洲，日本的出生率同样偏低，加上日本很重视种族的单一性，对外来移民不那么开放，因此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为复杂。
新加坡本来就是国小民寡，现在出生率又连续多年处于低迷状态，政府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就像一个家庭，若人丁不够兴旺，家长难免会忧心忡忡。因此，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想办法，通过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育。但是，要不要生，多生还是少生，毕竟是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尽管政府很着急，推出了不少鼓励政策，但出生率至今并没有多大好转。正常的人口替换率是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但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9。从当政者的角度看，这种现状怎不叫人担忧。
从黄根成副总理最近两次的讲话内容看，定于下个月宣布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方面，以帮助国人在考虑生育问题时，能减少一些后顾之忧。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公民的个人选择，因此我们无法预期这些新措施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
在不少国家，除了鼓励生育之外，引进外来移民是充实人口和劳动力的另一个渠道。大略看一下国外的例子，英国的政策要好于欧洲大陆国家，而美国更是以“大熔炉”自居。客观地说，虽然排斥或歧视外来移民的个别言行不能完全避免，但总体上，美国开放、宽容和自由的气氛，帮助它吸引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移民，不只是充实了人口和劳动力队伍，而且更使人文环境增添了各种文化背景所蕴含的活力。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来吸纳外来移民，既是这种特质所决定，而且也是确保国家持续繁荣和发展的政策选择。如同美国一样，吸引外来移民的结果，不只是简单地填补了人口和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也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当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观点，但这些“不同”不会影响到各自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反而还会丰富多元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多种元素。事实上，“本土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非是与生俱来，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不断的兼收并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乐于接纳，才是培养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
因此，对于政府用心良苦的人口政策，国人应该尽量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并且尽己所能予以支持和配合。
在最近一个多星期里，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先后两次谈到新加坡在人口问题上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一是在7月21日的国会答询中，黄根成透露政府将在8月份推出新措施，以此鼓励育龄夫妇多生育；二是前天在竹脚妇幼医院成立150周年的庆祝晚宴上，他再次对生育率偏低表达了担忧，并指出，假若生育率不提高，又不引进外来移民，60年之后，新加坡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面对的相同挑战，其中尤以西欧和日本最为突出。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劳动力减少，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失去保障。例如很多西欧国家在执行社会政策时，包括在执行福利政策时，已经感到吃力。至于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迟早都会受到连累。在亚洲，日本的出生率同样偏低，加上日本很重视种族的单一性，对外来移民不那么开放，因此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为复杂。
新加坡本来就是国小民寡，现在出生率又连续多年处于低迷状态，政府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就像一个家庭，若人丁不够兴旺，家长难免会忧心忡忡。因此，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想办法，通过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育。但是，要不要生，多生还是少生，毕竟是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尽管政府很着急，推出了不少鼓励政策，但出生率至今并没有多大好转。正常的人口替换率是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但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9。从当政者的角度看，这种现状怎不叫人担忧。
从黄根成副总理最近两次的讲话内容看，定于下个月宣布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方面，以帮助国人在考虑生育问题时，能减少一些后顾之忧。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公民的个人选择，因此我们无法预期这些新措施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
在不少国家，除了鼓励生育之外，引进外来移民是充实人口和劳动力的另一个渠道。大略看一下国外的例子，英国的政策要好于欧洲大陆国家，而美国更是以“大熔炉”自居。客观地说，虽然排斥或歧视外来移民的个别言行不能完全避免，但总体上，美国开放、宽容和自由的气氛，帮助它吸引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移民，不只是充实了人口和劳动力队伍，而且更使人文环境增添了各种文化背景所蕴含的活力。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来吸纳外来移民，既是这种特质所决定，而且也是确保国家持续繁荣和发展的政策选择。如同美国一样，吸引外来移民的结果，不只是简单地填补了人口和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也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当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观点，但这些“不同”不会影响到各自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反而还会丰富多元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多种元素。事实上，“本土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非是与生俱来，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不断的兼收并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乐于接纳，才是培养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
因此，对于政府用心良苦的人口政策，国人应该尽量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并且尽己所能予以支持和配合。
黄根成：共创亲家庭环境 携手提高生育率
（2008-07-28）
● 陈颖佳
政府将在下个月宣布的鼓励结婚与生育措施，能否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取决于国人打造亲家庭环境的共同努力。
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昨晚在竹脚妇幼医院150周年晚宴致词时，谈到我国人口结构面对的挑战。
生育率不提高 无外来移民
2070年人口将减半
他指出，新加坡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只有1.29，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生育率。如果生育率不提高，到2070年，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新加坡人口将会减少一半。
他说，政府收集民意之后，正在检讨生育措施，范围包括：如何为家长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塑造更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提供更合适的托儿选择。
但他表明，尽管政府竭尽所能，推出鼓励更多国人结婚生子的政策，但生育率是否因此增加，有赖于全体国人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亲家庭的环境。
黄根成说：“雇主必须支持让雇员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措施，亲戚朋友也应该帮忙，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人必须想要结婚和组织家庭。社会也必须调整思维。”
黄根成上星期一在国会答复议员关于生育的询问，指出国人虽然想结婚生子，但面对各种阻碍。政府正在研究高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例如丹麦、瑞典、芬兰、法国及英国，探讨哪些措施值得我国学习。
黄根成昨晚演讲时并没有透露新措施的细节，但针对经济援助、亲家庭工作环境和托儿服务发表看法。
他说，夫妻并不应该为了金钱奖励而生儿育女，但政府了解到奖励金对家长多少有些帮助。
黄根成也呼吁国人在事业、家庭与社交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他对国人仍在办公时间以外处理公事表示关注。他指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少了寻找终身伴侣、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时间。
谈到托儿服务时，黄根成表示，由于夫妻俩都出外工作，许多夫妇担忧无法照顾孩子，因此延后生育。他说：“我们知道托儿服务对家长很重要。除了照顾孩子以外，托儿服务也能培育孩童，并让他们有机会融入社会。”
黄根成因此希望新的奖励措施，再加上国人携手努力打造亲家庭环境，将能鼓励更多人生儿育女。
成立150年的竹脚妇幼医院建于1858年，见证了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在1950至1970年代，健力士纪录大全将竹脚医院列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超过100万名新加坡人是在这所医院诞生。
黄根成在演讲中指出，在1966年，5万4680名婴儿在我国诞生，其中4万名是在竹脚医院出世。到了去年，我国只有3万7074名新生婴儿。
他说，生育率过去几年逐步降低，但竹脚妇幼医院并没有因此缩小规模。“竹脚妇幼医院继续成长，进军新的医疗领域，例如辅助生殖，并为妇女和孩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我相信竹脚妇幼医院有能力为更多产妇接生，迎接更多新生婴儿。”
● 陈颖佳
政府将在下个月宣布的鼓励结婚与生育措施，能否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取决于国人打造亲家庭环境的共同努力。
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昨晚在竹脚妇幼医院150周年晚宴致词时，谈到我国人口结构面对的挑战。
生育率不提高 无外来移民
2070年人口将减半
他指出，新加坡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只有1.29，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生育率。如果生育率不提高，到2070年，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新加坡人口将会减少一半。
他说，政府收集民意之后，正在检讨生育措施，范围包括：如何为家长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塑造更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提供更合适的托儿选择。
但他表明，尽管政府竭尽所能，推出鼓励更多国人结婚生子的政策，但生育率是否因此增加，有赖于全体国人共同努力，创造一个亲家庭的环境。
黄根成说：“雇主必须支持让雇员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措施，亲戚朋友也应该帮忙，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人必须想要结婚和组织家庭。社会也必须调整思维。”
黄根成上星期一在国会答复议员关于生育的询问，指出国人虽然想结婚生子，但面对各种阻碍。政府正在研究高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例如丹麦、瑞典、芬兰、法国及英国，探讨哪些措施值得我国学习。
黄根成昨晚演讲时并没有透露新措施的细节，但针对经济援助、亲家庭工作环境和托儿服务发表看法。
他说，夫妻并不应该为了金钱奖励而生儿育女，但政府了解到奖励金对家长多少有些帮助。
黄根成也呼吁国人在事业、家庭与社交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他对国人仍在办公时间以外处理公事表示关注。他指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少了寻找终身伴侣、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时间。
谈到托儿服务时，黄根成表示，由于夫妻俩都出外工作，许多夫妇担忧无法照顾孩子，因此延后生育。他说：“我们知道托儿服务对家长很重要。除了照顾孩子以外，托儿服务也能培育孩童，并让他们有机会融入社会。”
黄根成因此希望新的奖励措施，再加上国人携手努力打造亲家庭环境，将能鼓励更多人生儿育女。
成立150年的竹脚妇幼医院建于1858年，见证了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在1950至1970年代，健力士纪录大全将竹脚医院列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超过100万名新加坡人是在这所医院诞生。
黄根成在演讲中指出，在1966年，5万4680名婴儿在我国诞生，其中4万名是在竹脚医院出世。到了去年，我国只有3万7074名新生婴儿。
他说，生育率过去几年逐步降低，但竹脚妇幼医院并没有因此缩小规模。“竹脚妇幼医院继续成长，进军新的医疗领域，例如辅助生殖，并为妇女和孩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我相信竹脚妇幼医院有能力为更多产妇接生，迎接更多新生婴儿。”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
新加坡式的国庆庆典
（2008-07-19）
● 严孟达
今天早报交流版上有位读者提出“目前物价飞腾，国庆庆典花费是否应该节约？”的问题，这个意见颇有意思。作者说“回顾建国之初，百姓守候街头等待士兵，昂首阔步操过，享受那股士气与自豪”，这倒叫我一阵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忆起三十多年前服役时以及在南大时曾参与的国庆游行。那时游行从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出发，途经美芝路，转回大坡，一路上两旁公众争睹，身在游行队伍中的心情是一种莫名的兴奋与自豪。年轻时参与其盛的体会就长留心间，多年后回想起来，才认识到国庆检阅大典对新加坡人的成长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每年的国庆对新加坡人都是一次实际的国民教育。现在每个小学生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都有机会去出席国庆庆典的总采排，对他们是一次终身宝贵的记忆，这样的刻意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如此国民教育也是一种国民素质的长远投资，在“目前物价飞腾”，这方面的花费“是否应该节约”呢？
这样的问题，好像从未构成一个话题，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不妨借此检讨一下国庆庆典的演变。老实说，我的确怀念早年的国庆检阅的场面和气氛。
这些年来，国庆检阅从当年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的集中呈现、到分散到不同组屋区、到国家体育场、到这两年来搬到滨海湾的浮动舞台，这个国家的生日舞会在性质上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国家草创之初，各种制服团体队伍在国庆庆典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国民服役队伍更是主角。随着国防力量的加强之后，国庆庆典便成了国防实力的展现。在我国真正建立阻吓防卫力量之后，国家的国防信心也大大提高了，军力的展现也刻意有所收敛，国庆庆典也逐渐从“检阅”的性质转为了“嘉年华会”，更强调了出席者的参与，因此每年的国庆庆典都成为年轻国人热切期待的一次“舞会”。
每年的国庆庆典都是一票难求，过去人们漏夜排队索取入场券的情景也有其积极的意义，那种漏夜排队不以为苦的热情，不正是一种爱国情操的炫耀？每年国庆来临前出现的索票长龙已成为新加坡的一种传统，但是样样讲求效率的政府，以科技取代排队索票，效率让传统靠边站，说来也让人有某种惋惜与失落。
话说回来，“更新颖的舞台设计，更高科技表演，精美的礼包，更璀灿的烟火”是否就比早年的简单的检阅礼更花钱呢？单从花费来看，如今政府设计一场精心炮制的嘉年华会肯定是“不惜工本”的。且不说其背后所动用的人力、物力。但放在新加坡今日的经济能力之下，这样的花费在比例上可能没想象中的高。况且政府多年办常年喜事所累积的经验，已是新加坡的无形资产。
如今的确是百物腾涨，但国家还不至于办不起一场气派十足的生日舞会。如果只为表示政府要与民共同“抗涨到底”，而办一场可省则省的庆典，对新加坡人的士气反可能是一种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每个国家每年都办国庆庆典的，对许多国家来说，办一场盛大的国庆庆典的确“劳民伤财”，像新加坡这样年年办，一年要比一年办得出色的国家是个异数。
政府每年办完国庆庆典之后，便开始策划明年的另一场，为明年的主题动脑筋，这是新加坡的办事特色。明年也许可考虑办一场怀旧的国庆庆典，把早年的街头检阅色彩带回来，倒不是为了节约，而是让年轻国人也有机会体会当年他们的老爸老妈是怎样过国庆的。
● 严孟达
今天早报交流版上有位读者提出“目前物价飞腾，国庆庆典花费是否应该节约？”的问题，这个意见颇有意思。作者说“回顾建国之初，百姓守候街头等待士兵，昂首阔步操过，享受那股士气与自豪”，这倒叫我一阵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忆起三十多年前服役时以及在南大时曾参与的国庆游行。那时游行从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出发，途经美芝路，转回大坡，一路上两旁公众争睹，身在游行队伍中的心情是一种莫名的兴奋与自豪。年轻时参与其盛的体会就长留心间，多年后回想起来，才认识到国庆检阅大典对新加坡人的成长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每年的国庆对新加坡人都是一次实际的国民教育。现在每个小学生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都有机会去出席国庆庆典的总采排，对他们是一次终身宝贵的记忆，这样的刻意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如此国民教育也是一种国民素质的长远投资，在“目前物价飞腾”，这方面的花费“是否应该节约”呢？
这样的问题，好像从未构成一个话题，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不妨借此检讨一下国庆庆典的演变。老实说，我的确怀念早年的国庆检阅的场面和气氛。
这些年来，国庆检阅从当年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的集中呈现、到分散到不同组屋区、到国家体育场、到这两年来搬到滨海湾的浮动舞台，这个国家的生日舞会在性质上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国家草创之初，各种制服团体队伍在国庆庆典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国民服役队伍更是主角。随着国防力量的加强之后，国庆庆典便成了国防实力的展现。在我国真正建立阻吓防卫力量之后，国家的国防信心也大大提高了，军力的展现也刻意有所收敛，国庆庆典也逐渐从“检阅”的性质转为了“嘉年华会”，更强调了出席者的参与，因此每年的国庆庆典都成为年轻国人热切期待的一次“舞会”。
每年的国庆庆典都是一票难求，过去人们漏夜排队索取入场券的情景也有其积极的意义，那种漏夜排队不以为苦的热情，不正是一种爱国情操的炫耀？每年国庆来临前出现的索票长龙已成为新加坡的一种传统，但是样样讲求效率的政府，以科技取代排队索票，效率让传统靠边站，说来也让人有某种惋惜与失落。
话说回来，“更新颖的舞台设计，更高科技表演，精美的礼包，更璀灿的烟火”是否就比早年的简单的检阅礼更花钱呢？单从花费来看，如今政府设计一场精心炮制的嘉年华会肯定是“不惜工本”的。且不说其背后所动用的人力、物力。但放在新加坡今日的经济能力之下，这样的花费在比例上可能没想象中的高。况且政府多年办常年喜事所累积的经验，已是新加坡的无形资产。
如今的确是百物腾涨，但国家还不至于办不起一场气派十足的生日舞会。如果只为表示政府要与民共同“抗涨到底”，而办一场可省则省的庆典，对新加坡人的士气反可能是一种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每个国家每年都办国庆庆典的，对许多国家来说，办一场盛大的国庆庆典的确“劳民伤财”，像新加坡这样年年办，一年要比一年办得出色的国家是个异数。
政府每年办完国庆庆典之后，便开始策划明年的另一场，为明年的主题动脑筋，这是新加坡的办事特色。明年也许可考虑办一场怀旧的国庆庆典，把早年的街头检阅色彩带回来，倒不是为了节约，而是让年轻国人也有机会体会当年他们的老爸老妈是怎样过国庆的。
我对管教孩子的一些浅见
（2008-07-18）
● 李桂月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教，有些人认为主要是因为生育少，孩子受到过分溺爱所致；有些则认为父母都忙于工作，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所以孩子不听话。对于这两点，我都非常赞成。但我相信，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本身育有一名15岁的女儿，为了把她教育好，我毅然辞职在家，一面兼职教补习，一面照顾她，可是深感要教育好她并非易事。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我也遇到一些困难。从婴孩到现在，她的心理不断在产生变化，要捉得准确并不容易。
婴儿时期，她纯洁有如一张白纸，我说什么，她便听什么。进入幼儿园之后，情况便不同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开始影响她的言行举止。进入小学之后，改变更大。她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我不能再奢望她凡事都顺从我，我必须随着她的改变而改变我的教育方法。不过在小学时期，基本上问题不大，最让我头痛的是中学时期。
自从升上中学之后，她的自尊心越来越越强，对任何事也非常敏感。不喜欢我们管教她，可是身为父母看见她犯错，又不得不教训她。我们越骂她，她越叛逆。我知道她已经长大了，必须改变教育方法。我必须放下做母亲的身份，不能再把她当成小孩子一样的教训。我把她当成朋友看待，以朋友的立场去劝解她。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母女的关系改善了不少。她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再恶劣，也很愿意和我们分享她的学校生活。
我相信很多家长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看法。中学时期是孩子最叛逆的时期，是最难管教的时期。我问过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自从进入中学之后，有些变得不爱读书、爱慕虚荣，整天和朋友到处闲逛，三更半夜还不回家。他们不但不听教诲，还经常和父母顶嘴，态度傲慢。有些则整天躲在房间，对父母不理不睬。我认为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家长必须想方设法，好好处理。
总的来说，对于管教孩子，一定要有耐心和爱心。当孩子做错事时不要立刻责骂他们，先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如何帮助他们。孩子有时不是不听教诲，而是因为我们用错了方法，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检讨自己的教育方法，以便对症下药。此外，无论工作有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爱他们的，这样他们才会听取我们的劝告。
● 李桂月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教，有些人认为主要是因为生育少，孩子受到过分溺爱所致；有些则认为父母都忙于工作，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所以孩子不听话。对于这两点，我都非常赞成。但我相信，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本身育有一名15岁的女儿，为了把她教育好，我毅然辞职在家，一面兼职教补习，一面照顾她，可是深感要教育好她并非易事。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我也遇到一些困难。从婴孩到现在，她的心理不断在产生变化，要捉得准确并不容易。
婴儿时期，她纯洁有如一张白纸，我说什么，她便听什么。进入幼儿园之后，情况便不同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开始影响她的言行举止。进入小学之后，改变更大。她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我不能再奢望她凡事都顺从我，我必须随着她的改变而改变我的教育方法。不过在小学时期，基本上问题不大，最让我头痛的是中学时期。
自从升上中学之后，她的自尊心越来越越强，对任何事也非常敏感。不喜欢我们管教她，可是身为父母看见她犯错，又不得不教训她。我们越骂她，她越叛逆。我知道她已经长大了，必须改变教育方法。我必须放下做母亲的身份，不能再把她当成小孩子一样的教训。我把她当成朋友看待，以朋友的立场去劝解她。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母女的关系改善了不少。她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再恶劣，也很愿意和我们分享她的学校生活。
我相信很多家长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看法。中学时期是孩子最叛逆的时期，是最难管教的时期。我问过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自从进入中学之后，有些变得不爱读书、爱慕虚荣，整天和朋友到处闲逛，三更半夜还不回家。他们不但不听教诲，还经常和父母顶嘴，态度傲慢。有些则整天躲在房间，对父母不理不睬。我认为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家长必须想方设法，好好处理。
总的来说，对于管教孩子，一定要有耐心和爱心。当孩子做错事时不要立刻责骂他们，先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如何帮助他们。孩子有时不是不听教诲，而是因为我们用错了方法，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检讨自己的教育方法，以便对症下药。此外，无论工作有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爱他们的，这样他们才会听取我们的劝告。
亲身感受瑞士的环保
（2008-07-17）
● 赵子郡（伦敦）
笔者近日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北京奥运展区，观看了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现状和治理方面的图片和文字，不禁想起近日关于海藻侵入青岛奥运帆船比赛海域的相关报道，内心难免忧心忡忡。走出户外，我在赞叹瑞士的自然风光和环保措施，自然就想到了我自己的国家。的确，瑞士成功的环保，是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不乏一些启示可供借鉴。
早在140年前，苏黎士就建立了污水净化设施；100年前，日内瓦就开始对城市进行有计划的绿化。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汽车普及率极广。20多年前，瑞士政府就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汽车尾气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如今，被誉为“绿色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已经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外，瑞士还拥有9条总长3300公里的自行车道。平时即使遇上红灯或是短暂的堵车，驾驶者一般也会熄火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形
瑞士人对环保的考虑细致入微，各个城市的照明严格执行低能耗标准；超市一般都设有回收塑料制品和电池的装置，鼓励顾客使用纸质或布质的购物袋以减少白色污染；一些旅游城市更是重视环保，比如马特洪峰所在地的策马特镇，就明令禁止燃油类车辆进入，旅客必须搭乘专线火车；在很多小镇，无污染的电动车和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政府还采用税收减免和补助津贴等政策鼓励国民建设节能型房屋。瑞士的许多建筑物都装有专用雨水流通管道，可蓄存雨水，循环利用。即使是国家大型建设项目，设计者首要就是充分考虑环保。比如在修建阿尔卑斯山的隧道时，从隧道中挖出的矿石被用于修建其他工程或是作为水泥厂的原材料，尽量减少工程对环境的破坏。
瑞士人重视环保教育。学校基本上都开设与环境相关的课程。有关部门经常免费向居民分发环保的宣传资料，并定期举行活动。瑞士街道干净整洁，很难看到随手丢弃的废弃物。居民自觉地把垃圾进行分类整理，保证不让有害物质破坏环境，并确保可回收资源的循环利用。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森林滥伐和草场退化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也在持续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工厂和建筑业的需求，树木被大量砍伐。尽管近些年政府采取了植树造林等措施，但森林覆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植被的减少带来了如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荒漠化、沙尘暴、洪水等灾害。就在上周，媒体还有关于“西双版纳因橡胶行业暴利促成热带雨林被大规模被毁”的报道。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一半以上的能源来自煤炭，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使用不到10％。煤炭的使用造成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加入WTO以后，由于受到人均收入增长、汽车价格下降、贷款限制减少等因素的刺激，中国国民对轿车的需求急剧增加。但相关法令并不完善，加之燃料质量低劣，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够，废物、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居高不下。
此外，水污染已成为一大诟病。据称中国七大流域的70％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举办地青岛近海海域涌现大面积海藻，就是由于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导致水域富营养化，藻类大量繁殖，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
汲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瑞士也曾饱受环境污染之苦。19世纪末，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蒸汽火车投入使用。由于煤炭资源有限，大量树木被砍伐以作为燃料使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瑞士政府于1902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法》，该法案成为瑞士历史上第一个环保法规，它及时有效地制止了人们对森林的盲目砍伐和破坏。如今的瑞士森林覆盖率高达30%以上。
上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许多工厂拔地而起，工业污水和废气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汽车的大量使用也给空气造成很大污染。为此，瑞士各级政府制定了全面详细的环保法律法规，并实行严格的执法手段。政府非常重视企业在环保中的作用，对企业征收垃圾处理税、能源消费税等税种，并采取颁发消费许可证和补贴等多种经济手段。
瑞士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根据今年全球经济论坛上公布的2008年环境保护指数，在参与调查的149个国家中，瑞士的综合得分最高。瑞士人在提倡环保的同时，也受益于环保。瑞士境内70％湖泊的水可直接饮用。赏心悦目的环境充分释放了瑞士人的创造力，使这个中欧小国生产的许多产品处于世界顶级水平。瑞士的众多环保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拥有大量的环境工业从业人员，年收益近100亿瑞郎。
其实不单单是瑞士，笔者身居欧洲，发现西方许多国家及公民都十分重视环保，这是由于他们在工业化初期也曾受到环境污染的困扰。也许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如果能够充分认识这个过程，并采取有力措施，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就会大大降低。
可喜的是，随着与世界逐步接轨，加之奥运临近，中国政府和国民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上月“限塑令”正式生效显示了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决心。海外媒体对此也纷纷予以关注，称赞其环保走向世界前列。
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环保之路才刚刚起步，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不足。政府应该不断改进环保手段，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罚力度，鼓励公众参与，特别是加强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的普及。中国可以效仿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绝不能放任不同利益集团各自为政，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作者是中国留英硕士生
● 赵子郡（伦敦）
笔者近日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北京奥运展区，观看了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现状和治理方面的图片和文字，不禁想起近日关于海藻侵入青岛奥运帆船比赛海域的相关报道，内心难免忧心忡忡。走出户外，我在赞叹瑞士的自然风光和环保措施，自然就想到了我自己的国家。的确，瑞士成功的环保，是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不乏一些启示可供借鉴。
早在140年前，苏黎士就建立了污水净化设施；100年前，日内瓦就开始对城市进行有计划的绿化。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汽车普及率极广。20多年前，瑞士政府就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汽车尾气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如今，被誉为“绿色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已经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外，瑞士还拥有9条总长3300公里的自行车道。平时即使遇上红灯或是短暂的堵车，驾驶者一般也会熄火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形
瑞士人对环保的考虑细致入微，各个城市的照明严格执行低能耗标准；超市一般都设有回收塑料制品和电池的装置，鼓励顾客使用纸质或布质的购物袋以减少白色污染；一些旅游城市更是重视环保，比如马特洪峰所在地的策马特镇，就明令禁止燃油类车辆进入，旅客必须搭乘专线火车；在很多小镇，无污染的电动车和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政府还采用税收减免和补助津贴等政策鼓励国民建设节能型房屋。瑞士的许多建筑物都装有专用雨水流通管道，可蓄存雨水，循环利用。即使是国家大型建设项目，设计者首要就是充分考虑环保。比如在修建阿尔卑斯山的隧道时，从隧道中挖出的矿石被用于修建其他工程或是作为水泥厂的原材料，尽量减少工程对环境的破坏。
瑞士人重视环保教育。学校基本上都开设与环境相关的课程。有关部门经常免费向居民分发环保的宣传资料，并定期举行活动。瑞士街道干净整洁，很难看到随手丢弃的废弃物。居民自觉地把垃圾进行分类整理，保证不让有害物质破坏环境，并确保可回收资源的循环利用。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森林滥伐和草场退化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也在持续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工厂和建筑业的需求，树木被大量砍伐。尽管近些年政府采取了植树造林等措施，但森林覆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植被的减少带来了如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荒漠化、沙尘暴、洪水等灾害。就在上周，媒体还有关于“西双版纳因橡胶行业暴利促成热带雨林被大规模被毁”的报道。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一半以上的能源来自煤炭，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使用不到10％。煤炭的使用造成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加入WTO以后，由于受到人均收入增长、汽车价格下降、贷款限制减少等因素的刺激，中国国民对轿车的需求急剧增加。但相关法令并不完善，加之燃料质量低劣，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够，废物、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居高不下。
此外，水污染已成为一大诟病。据称中国七大流域的70％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北京奥运会帆船赛举办地青岛近海海域涌现大面积海藻，就是由于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导致水域富营养化，藻类大量繁殖，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
汲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瑞士也曾饱受环境污染之苦。19世纪末，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蒸汽火车投入使用。由于煤炭资源有限，大量树木被砍伐以作为燃料使用，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瑞士政府于1902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法》，该法案成为瑞士历史上第一个环保法规，它及时有效地制止了人们对森林的盲目砍伐和破坏。如今的瑞士森林覆盖率高达30%以上。
上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许多工厂拔地而起，工业污水和废气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汽车的大量使用也给空气造成很大污染。为此，瑞士各级政府制定了全面详细的环保法律法规，并实行严格的执法手段。政府非常重视企业在环保中的作用，对企业征收垃圾处理税、能源消费税等税种，并采取颁发消费许可证和补贴等多种经济手段。
瑞士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根据今年全球经济论坛上公布的2008年环境保护指数，在参与调查的149个国家中，瑞士的综合得分最高。瑞士人在提倡环保的同时，也受益于环保。瑞士境内70％湖泊的水可直接饮用。赏心悦目的环境充分释放了瑞士人的创造力，使这个中欧小国生产的许多产品处于世界顶级水平。瑞士的众多环保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拥有大量的环境工业从业人员，年收益近100亿瑞郎。
其实不单单是瑞士，笔者身居欧洲，发现西方许多国家及公民都十分重视环保，这是由于他们在工业化初期也曾受到环境污染的困扰。也许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如果能够充分认识这个过程，并采取有力措施，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就会大大降低。
可喜的是，随着与世界逐步接轨，加之奥运临近，中国政府和国民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上月“限塑令”正式生效显示了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决心。海外媒体对此也纷纷予以关注，称赞其环保走向世界前列。
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环保之路才刚刚起步，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不足。政府应该不断改进环保手段，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罚力度，鼓励公众参与，特别是加强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的普及。中国可以效仿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绝不能放任不同利益集团各自为政，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作者是中国留英硕士生
“东游记”博客网 分享中国浸濡记
（2008-07-19）
● 于泽涵
中国的经济腾飞，势必对世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新加坡很有必要造就一批能够成功与中国通商的新一代。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通商中国活动委员会青年小组主席杨莉明，昨天在“东游记”之取经分享大会兼博客（部落格）网启动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
与中国通商
要具备三个条件
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在“通商中国”启动仪式上的演讲中提到，要成功与中国通商，新加坡人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说流利的华语；第二，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认识；第三，对中国当前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的不断改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以及生活方式有所了解。
杨莉明表示，通商中国对此也深表赞同，并认为有必要鼓励学生到中国见习，吸取实际的生活与工作经验。
她指出，教育部计划在每三个中学生中就有一名到国外考察，大专学府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到国外见习。通商中国希望通过“东游记”这个项目，配合教育部的目标，为学生营造更多到中国学习考察的机会，鼓励更多同学把中国视为到国外见习的首选目的地。
报业控股旗下的omy网站工作团队还为“东游记”设计了崭新的博客网，目的是让在中国不同地区实习的年轻人互相联系、互相交流，分享各自的工作经验。
杨莉明表示，该博客网筹备了六个月的时间，得到了omy的鼎力支持，借用高科技所带来的新机会让在不同城市、不同企业见习的学生都有学习的机会，扩大他们的知识网，也可以让那些还没有到中国实习的学生发问，进一步加强交流。
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出席并亲自启动了“东游记”博客网。
傅海燕表示，新加坡人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但去中国交流也要保持一种学习和谦卑的处事态度，本着开放的心态，容纳不同意见，并观察和学习。
南洋理工大学的“全球教育计划”在今年6月至12月将派出80名学生前往中国实习，这也是该计划下第二批到中国学习的南大学生。
南大电机与电子工程系学生谢宇升表示，一些新加坡人对中国存在误解，比如觉得上海发展落后于新加坡；在人与人的沟通方面，也认为中国人不会讲英语，甚至表达能力不强，可事实是上海大企业里的员工都是大学生，表达能力也很强。
昨天的分享大会还开放给特选中学学生，共有50多名来自圣公会中学、圣尼格拉女校、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和立化中学的学生出席。
要从小培养兴趣
通商中国总裁陈振泉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未来30至40年里，中国还将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新加坡想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取得发展，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讲华语，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当代的社会、经商文化，而要培养他们对中国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就要从小开始做起。
● 于泽涵
中国的经济腾飞，势必对世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新加坡很有必要造就一批能够成功与中国通商的新一代。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通商中国活动委员会青年小组主席杨莉明，昨天在“东游记”之取经分享大会兼博客（部落格）网启动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
与中国通商
要具备三个条件
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在“通商中国”启动仪式上的演讲中提到，要成功与中国通商，新加坡人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说流利的华语；第二，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认识；第三，对中国当前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的不断改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以及生活方式有所了解。
杨莉明表示，通商中国对此也深表赞同，并认为有必要鼓励学生到中国见习，吸取实际的生活与工作经验。
她指出，教育部计划在每三个中学生中就有一名到国外考察，大专学府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到国外见习。通商中国希望通过“东游记”这个项目，配合教育部的目标，为学生营造更多到中国学习考察的机会，鼓励更多同学把中国视为到国外见习的首选目的地。
报业控股旗下的omy网站工作团队还为“东游记”设计了崭新的博客网，目的是让在中国不同地区实习的年轻人互相联系、互相交流，分享各自的工作经验。
杨莉明表示，该博客网筹备了六个月的时间，得到了omy的鼎力支持，借用高科技所带来的新机会让在不同城市、不同企业见习的学生都有学习的机会，扩大他们的知识网，也可以让那些还没有到中国实习的学生发问，进一步加强交流。
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出席并亲自启动了“东游记”博客网。
傅海燕表示，新加坡人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但去中国交流也要保持一种学习和谦卑的处事态度，本着开放的心态，容纳不同意见，并观察和学习。
南洋理工大学的“全球教育计划”在今年6月至12月将派出80名学生前往中国实习，这也是该计划下第二批到中国学习的南大学生。
南大电机与电子工程系学生谢宇升表示，一些新加坡人对中国存在误解，比如觉得上海发展落后于新加坡；在人与人的沟通方面，也认为中国人不会讲英语，甚至表达能力不强，可事实是上海大企业里的员工都是大学生，表达能力也很强。
昨天的分享大会还开放给特选中学学生，共有50多名来自圣公会中学、圣尼格拉女校、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和立化中学的学生出席。
要从小培养兴趣
通商中国总裁陈振泉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未来30至40年里，中国还将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新加坡想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取得发展，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讲华语，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当代的社会、经商文化，而要培养他们对中国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就要从小开始做起。
明后年办多个世界级赛项 将大力刺激本地旅游业
（2008-07-19）
由于体育活动具有吸引国内外体育迷眼球的号召力，不但媒体乐于报道，旅游业也借助体育魅力，加强旅游资本。
未来两年，除了F1赛车，新加坡还会主办多项世界级体育项目，刺激本地旅游业。
新加坡旅游局估计，F1项目将吸引超过10万名观赛者，其中四成是国外访客，预计将为新加坡带来每年约1亿元的旅游收益。
两年后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的访客人数更加可观，预计将汇集1万5000名国外访客，他们包括运动员、官员、观众及媒体从业员。
此外，被誉为帆船界三大赛之一的富豪环球海洋帆船赛（Volvo Ocean Race），明年初将登陆我国港口。我国是首个主办这项帆船赛的东南亚国家。
它连同其他在本地主办的国际体育项目，如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Standard Chartered Singapore Marathon)、新航国际杯h 克利伯帆船赛(Clipper Round the World Yacht Race)，为新加坡打造了节目丰富的动感都会形象。
新加坡旅游局活动与娱乐组署长冯素玲说：“旅游局向来支持能够吸引游客的特别活动，这包括体育活动。一系列精彩而多元化的节目有助于加强我们作为具有活力及品质的生活选择的形象。”
由于体育活动具有吸引国内外体育迷眼球的号召力，不但媒体乐于报道，旅游业也借助体育魅力，加强旅游资本。
未来两年，除了F1赛车，新加坡还会主办多项世界级体育项目，刺激本地旅游业。
新加坡旅游局估计，F1项目将吸引超过10万名观赛者，其中四成是国外访客，预计将为新加坡带来每年约1亿元的旅游收益。
两年后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的访客人数更加可观，预计将汇集1万5000名国外访客，他们包括运动员、官员、观众及媒体从业员。
此外，被誉为帆船界三大赛之一的富豪环球海洋帆船赛（Volvo Ocean Race），明年初将登陆我国港口。我国是首个主办这项帆船赛的东南亚国家。
它连同其他在本地主办的国际体育项目，如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Standard Chartered Singapore Marathon)、新航国际杯h 克利伯帆船赛(Clipper Round the World Yacht Race)，为新加坡打造了节目丰富的动感都会形象。
新加坡旅游局活动与娱乐组署长冯素玲说：“旅游局向来支持能够吸引游客的特别活动，这包括体育活动。一系列精彩而多元化的节目有助于加强我们作为具有活力及品质的生活选择的形象。”
当义工须有犯罪前科？
（2008-07-18）
● 王润
邓智炜（摄）
招收义工和辅导员的条件之一是曾经有过犯罪纪录，新的志愿福利团体“生命建设者”（Architects of Life）安排有前科者跟边缘少年讲述生活经历，以便在鼓励他们重拾生活信心的同时，也树立正确的生活目标。
计划在明年3月间正式成立的“生命建设者”创办人林耿年，本身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成长过程。他在24岁那年，因为吸毒和拥有毒品被捉，差点在贩运毒品的罪名下被判坐牢30年和鞭打24下，仁慈的法官鉴于他年轻、初犯，决定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结果他只在刑责较轻的拥毒罪名下，被判坐牢6个月。
出狱后的林耿年悔过前非，非但戒了毒，而且还立志拯救许多沉沦在毒海而无法自拔的年轻生命。如今他已成为杰出的青年辅导员，时常在演讲会上以自己堕落和自新的经历，鼓励边缘少年发奋图强。
作为“生命建设者”主席的林耿年，现在非常热爱生活。他相信有前科者或是徘徊在歧途上的边缘少年，都有能力而且有希望成为优秀的人。因此，他把“生命建设者”的义工和激励讲演者，锁定在有犯罪纪录的人身上，希望通过他们的真实故事，达到激励教育的目的。
他说：“有前科的人通常会尝试忘记过去，也不以为自己的过去会给他人带来好的影响。我们想要把他们这块伤疤转变成见证康复的痕迹，帮助他们打开心里那所‘监狱’，让他们能面对过去，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他还说，亲身经历和真实故事最有震撼力量，他们的转变让边缘少年看到希望，比刻板地教导青少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道理，更有效果。
尽管“生命建设者”还没正式注册成为志愿福利团体，但他们在前天开始举办了第一个两天的工作坊“重拾希望”（Back To Your Future）。
除了林耿年，工作坊也邀请了另外两名曾经误入歧途，但后来重新找到生活目标的演讲者彭志永和陈丽萍，分别从勇于承担责任、不放弃学业，及与家人的关系三个方面，跟学生分享亲身经历。这也是三个活跃青年辅导员，第一次站在同一个讲台与学生们交流。
工作坊总共吸引西部8所学校1100名中二学生参加，“生命建设者”计划在两年内，到更多中学举办类似工作坊，让更多站在转捩点的边缘少年，能受到这些真实的自我改造故事的感动，回归生活的正途。
何炳基也曾面对人生困境
担任工作坊嘉宾的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何炳基副教授，在听取了演讲者的亲身经历后有感而发，向与会青少年透露了年轻时一段不为人知的艰难生命历程。
他说，1974年，他就读初级学院，从商的父亲突然因病去世，给他很大打击。不单如此，10天之后，与他就读同校的女友向他提出分手的要求，让他整个人更陷入情绪的低谷。这时候，家里经济也出现问题，母亲需要挑起照顾他们兄妹８人的生活重担。
突如其来的烦恼，影响了他的学业，幸好在这个艰难时刻，一位老师发觉了他的困境，及时给他关怀和勉励，使他有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他说：“我的老师说：你不可以控制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掌握眼前的生活。”
困难是为下个挑战做准备
何炳基也在后来，因为不再需要就读商业管理以继承家业，而选择自己喜爱的法律。
他勉励与会的青少年与会者：“虽然生活中有很多不测和困难，但我们应该充实地过每一天，每天醒来时，对生活充满感激。”
因为，“生命中的困难是用来塑造你的，让你为下一个挑战做好准备。”
● 王润
邓智炜（摄）
招收义工和辅导员的条件之一是曾经有过犯罪纪录，新的志愿福利团体“生命建设者”（Architects of Life）安排有前科者跟边缘少年讲述生活经历，以便在鼓励他们重拾生活信心的同时，也树立正确的生活目标。
计划在明年3月间正式成立的“生命建设者”创办人林耿年，本身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成长过程。他在24岁那年，因为吸毒和拥有毒品被捉，差点在贩运毒品的罪名下被判坐牢30年和鞭打24下，仁慈的法官鉴于他年轻、初犯，决定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结果他只在刑责较轻的拥毒罪名下，被判坐牢6个月。
出狱后的林耿年悔过前非，非但戒了毒，而且还立志拯救许多沉沦在毒海而无法自拔的年轻生命。如今他已成为杰出的青年辅导员，时常在演讲会上以自己堕落和自新的经历，鼓励边缘少年发奋图强。
作为“生命建设者”主席的林耿年，现在非常热爱生活。他相信有前科者或是徘徊在歧途上的边缘少年，都有能力而且有希望成为优秀的人。因此，他把“生命建设者”的义工和激励讲演者，锁定在有犯罪纪录的人身上，希望通过他们的真实故事，达到激励教育的目的。
他说：“有前科的人通常会尝试忘记过去，也不以为自己的过去会给他人带来好的影响。我们想要把他们这块伤疤转变成见证康复的痕迹，帮助他们打开心里那所‘监狱’，让他们能面对过去，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他还说，亲身经历和真实故事最有震撼力量，他们的转变让边缘少年看到希望，比刻板地教导青少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道理，更有效果。
尽管“生命建设者”还没正式注册成为志愿福利团体，但他们在前天开始举办了第一个两天的工作坊“重拾希望”（Back To Your Future）。
除了林耿年，工作坊也邀请了另外两名曾经误入歧途，但后来重新找到生活目标的演讲者彭志永和陈丽萍，分别从勇于承担责任、不放弃学业，及与家人的关系三个方面，跟学生分享亲身经历。这也是三个活跃青年辅导员，第一次站在同一个讲台与学生们交流。
工作坊总共吸引西部8所学校1100名中二学生参加，“生命建设者”计划在两年内，到更多中学举办类似工作坊，让更多站在转捩点的边缘少年，能受到这些真实的自我改造故事的感动，回归生活的正途。
何炳基也曾面对人生困境
担任工作坊嘉宾的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何炳基副教授，在听取了演讲者的亲身经历后有感而发，向与会青少年透露了年轻时一段不为人知的艰难生命历程。
他说，1974年，他就读初级学院，从商的父亲突然因病去世，给他很大打击。不单如此，10天之后，与他就读同校的女友向他提出分手的要求，让他整个人更陷入情绪的低谷。这时候，家里经济也出现问题，母亲需要挑起照顾他们兄妹８人的生活重担。
突如其来的烦恼，影响了他的学业，幸好在这个艰难时刻，一位老师发觉了他的困境，及时给他关怀和勉励，使他有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他说：“我的老师说：你不可以控制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掌握眼前的生活。”
困难是为下个挑战做准备
何炳基也在后来，因为不再需要就读商业管理以继承家业，而选择自己喜爱的法律。
他勉励与会的青少年与会者：“虽然生活中有很多不测和困难，但我们应该充实地过每一天，每天醒来时，对生活充满感激。”
因为，“生命中的困难是用来塑造你的，让你为下一个挑战做好准备。”
“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开幕
李总理：陈嘉庚李光前垂范后人
（2008-07-19）
● 林妙娜
以兴教办学在新加坡和中国流芳百世的先贤陈嘉庚和李光前，在动荡时代发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本地和海外创建了民间团体和庞大的社会联系网络，垂范后人。
李显龙总理在纪念这两名先驱人物时指出，他们待人以诚和不屈不挠的风范至今仍具影响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更值得现代人追思和学习。
他说：“我们无法再制造激发陈嘉庚和李光前闯荡未开放经济体和新工业的动荡局势。两人成功后把提升社群的生活为己任。先驱们愿意勇闯未知和新领域、及渴望为社会作出超越本身的伟大贡献的精神，仍然和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和后代息息相关。”
总理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陈嘉庚基金举办的“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开幕礼上致词时也指出，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先驱们的实干、勤奋和“做得到”精神。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飘洋过海定居本地的移民。尽管背景悬殊，他们仍协力贡献，为新加坡奠下可贵的稳固基础。
陈嘉庚和李光前这对岳婿也是离乡背井南来开创新天地的先驱。总理说，新加坡至今仍对来自海外工作、生活及及求学的有才之士保持开放态度。
陈嘉庚17岁从福建南来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米业，他在父亲生意失败后自己创业，开拓本身的生意，业务横跨五洲，员工不下3万人，有“马来亚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之誉。
10岁那年从福建到新加坡的李光前也同样让人敬仰。总理说，李光前完成学业后曾当教师、翻译员和土地测量师，后在商界和银行业施展才华，取得非凡成就。他后来设立李氏基金，确保社会慈善事业绝非一人一时之举，长期以来为新加坡人伸出援助。
陈嘉庚的孙子陈立人（59岁，室内设计师）受访时说，每当祖父看到在田野间耕种的小孩就会停下脚步，要求他们的父亲让他们上学，还掏腰包把孩子下田耕种时原可赚取的收入交给他们的父亲，为的是让所有小孩都有上学的机会。
图书馆管理局总裁华拉保绍博士说，陈嘉庚和李光前是商人，也是社区领袖和教育慈善家，他们至今仍对本地教育深具影响力。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对这两名先贤的了解，引发他们思考自己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在维多利亚街国家图书馆10楼举行到年底，开放时间是上午10时到晚上9时。公众也可从下月起通过网站www.thelegacy.nl.sg的模拟展区参观展览。
陈嘉庚代表作
手稿复制本首展
端正的字迹，细说着一代历史人物驰骋东南亚的回忆。
陈嘉庚代表著作《南侨回忆录》的手稿复制本，在“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上首次公开展出。
《南侨回忆录》是陈嘉庚在1943年至1945年在印尼第二大城市东爪哇的玛琅（Malang）避难期间所完成的自传。国家图书馆和厦门图书馆合作，取得这本回忆录手稿的复制本。
展览也展示陈嘉庚发动东南亚华侨筹款捐资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捐款收据与徽章。其他展品包括李光前在中国求学时在1910年从上海寄给厦门友人的明信片复制件，和他作为英国军管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所发表的演讲稿。
展览通过100多张珍贵旧照片和60多件文物，让参观者认识两人的生平事迹。
谈笑间，过往云烟
（2008-07-20）
● 周兆呈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开幕时，陈嘉庚先生的后人对着电视镜头说，以前他对爷爷并不了解，直到1980年代去了福建厦门和集美之后，才知道更多。
这段话确实引人深思，或许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新加坡官方论述中淡化陈嘉庚的一种体现。那个年代，陈嘉庚最终回归中国的华人归属角色，并不是迫切建立国民意识的官方所乐见，需要与陈嘉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要在新加坡寻访陈嘉庚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
1976年，李光耀资政作为总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时，有人向他建议到厦门的集美村去看看，参观当地的陈嘉庚纪念馆。李资政当时认为，他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会发出一个错误的政治信息。
显然，中国看待陈嘉庚的角度大不相同。陈嘉庚在抗战时期发动东南亚华人效力中国，毁家兴学支持中国教育，毛泽东评价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希望更多的海外华侨效仿学习。
陈嘉庚是属于新加坡？还是属于中国？因为陈嘉庚最后回到中国，一些新加坡人会认为他属于那里。这其实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而是多项选择题。
2000年6月，陈嘉庚曾担任主席的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嘉庚堂主办公开讲座，由澳大利亚学者杨进发博士主讲“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杨进发博士认为，陈嘉庚是属于新加坡的，因为他的大半生在新加坡居住，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改革社会风气，竖立华人社团的新形象，以及兴办教育，他在新加坡繁衍后代，他给新加坡留下有形与无形的遗产，他在新加坡发展史上应该被列为最杰出的先驱人物。
与当时的海峡华人相比，陈嘉庚和李光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在年幼时从中国南下新加坡，也就是那时的新移民吧，为数众多。即便那时新加坡还没有建国，但同样存在本土华人质疑新移民（新客）对新加坡的认同，批评他们一直心向中国，不关心当地事务或是与讲英语社群接触。但是，经过历史的磨砺，这些被质疑的对象，很多人没有回到中国，成为新加坡建国的第一批共和国公民，然后在新加坡终老。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们没有那么显赫，也默默为新加坡做出自己的贡献。
陈嘉庚与李光前虽是翁婿关系，但在新加坡，两人被认可的程度却不相同。李光前受中英文教育，以新加坡为效力对象，还被任命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而陈嘉庚却引起不少争议，甚至一度成为敏感的话题。
现在，当人们以一种历史情境来考察先驱们的贡献时，已渐渐能够跳出局囿。陈嘉庚身在新加坡，心系中国，有其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国家认同的因素，但他自身为新加坡留下的丰富文化和物质遗产，已不仅仅是华族社群受惠，而是整体意义上的新加坡社会，都从中获益。
陈嘉庚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都大力兴办教育，也唤起了社会团体和社群领袖的办学意识，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正是受陈嘉庚的感召。陈嘉庚在新加坡参与创建多所小学，并开办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从华人社群出发，展现对新加坡社会的关怀，他不需要证明他和讲英语社群也很融洽，而一个人关心社会、回报社会，从自己所属的社群开始是很自然的事情。陈嘉庚不是政治家，否则他也会做一些表面文章或是应景之举来回应对他效忠的质疑。悠悠数十载，当现在整体社会从他的善举中获益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当年的敏感、质疑和批评，也只是谈笑间的灰飞烟灭。
2001年，内阁资政李光耀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主持开幕式，并且让纪念馆展示他对孙中山的评语，杨荣文曾认为这具有非同小可的象征意义。“李资政愿意把自己同辛亥革命以及晚晴园的历史挂钩。如果是10年或20年前，他会这么做吗？他肯定不会答应。”如今，《陈嘉庚与李光前》的展览，由李显龙总理主持开幕。重新确定晚晴园、陈嘉庚、陈六使等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地位，“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其中体现的深意，耐人寻味。
如今，在谈及新加坡的一些移民先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时，大家已经可以用一种较为轻松、较为自然、较为舒适的态度来看待，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投射以狭隘或是复杂的联想与纠葛。但是，陈嘉庚、李光前时代对移民的一些质疑、批评，在现今作为移民社会的新加坡还会不断出现，人们在欣赏展览时，体味这些历史情节的转变，也应该会获得更开放的心得。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先驱人物离我们并不遥远 ——关于“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
（2008-07-21）
● 韩山元
两位新加坡先驱人物——陈嘉庚与李光前，离开我们的时日已经很久了，然而，无论他们走得多么远，也走不出我们对他们的思念。1961年陈嘉庚先生以87岁高龄辞世；六年后，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也走完了75年的人生历程。
这回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为期长达五个月的展览，称为“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主题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际上是向这两位先贤致敬。他们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特别是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十分特殊且重大。
过去有一段时期，“陈嘉庚”这三个字是有点敏感的。今天，能高调纪念这位先贤，说明某些禁忌已开始打破。
据了解，陈嘉庚的“敏感”，是由于他1949年回到中国去，那是中国共产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是本地名人，英国殖民地政府并不容忍他这样的做法。陈嘉庚孙子陈立人现年59岁，是室内设计师，他告诉《联合早报》，当时陈家还受到殖民地政府为难，例如办出国手续时会遇到困难。
办学成就首屈一指
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以宽大的胸怀，成熟的思维，实事求是及尊重历史的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所有的先贤。这不仅是对陈嘉庚，对创办南洋大学的大功臣陈六使也应当如此。实际上，陈嘉庚、李光前与陈六使都是新加坡20世纪最受人崇敬的华社领袖。
当1972年陈六使先生逝世时，有人说那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是什么时代？是华社由德高望重的领袖掌舵的时代。陈嘉庚、李光前与陈六使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风范，如泱泱江水，如巍巍高山。在他们走了之后，华社再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权威出现了。
然而，陈嘉庚、李光前与陈六使时代的结束，并不等于他们的高尚精神的丧失，热心教育，服务社会，兼济天下的传统并没有在新加坡失传。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前代表的精通双语的华社领袖，树立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完美相结合的榜样，至今仍值得人们学习。
过去，一提到陈嘉庚，总有人觉得他是属于中国的，不属于新加坡，这种观念其实是大错特错。陈嘉庚在新加坡生活的日子远比在中国长，他对新加坡教育事业与社团工作贡献之巨大，同时代没有几个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他创办的华侨中学、南侨中学（当年是女中），以及长期得到他支持的爱同、道南、崇福等学校，都是新加坡一流的中小学。
陈嘉庚担任福建会馆主席长达21年，担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后称主席）也有20多年，这都是非凡的记录，也说明他与新加坡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当然，他与中国关系密切这也是事实，问题是，他难道不可以既爱新加坡也爱中国吗？实际上，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很多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是既爱中国也爱新加坡的。中国是他们的娘家，新加坡是他们的婆家，嫁出去的女儿既爱娘家也爱婆家有何不可？当然，他们最终应该是效忠婆家。明乎此，我们可以说陈嘉庚既属于中国，也属于新加坡。
发扬精神不拘形式
至于李光前，他与新加坡的关系比其岳父密切。他的大半生是在新加坡度过的，说他属于新加坡当然没有异议。
可是有一点他们岳婿一样，那就是他们都是移民。他们当初从中国南来时，新加坡社会是欢迎新移民的，先一步南来的老移民也不存在排斥或歧视新移民的问题。
陈嘉庚与李光前对于好多新加坡年轻人来说，也许相当陌生，那么，请年轻的朋友们到国家图书馆去，这两位先贤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跟他们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而这种接触，最重要的是了解和学习两位先贤的伟大人格与服务社会人群的精神。
李显龙总理在陈嘉庚与李光前生平事迹展开幕礼上的致词，对先驱人物有十分深刻与精辟的论述。
总理说：“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先驱们的实干、勤奋和‘做得到'精神。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飘洋过海定居本地的移民。尽管背景悬殊，他们仍然协力为新加坡奠下可贵的稳固基础。”
李总理这番话，是对包括陈嘉庚与李光前在内的移民贡献的肯定。
今天，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驱人物的精神，不必拘泥于形式。同样的精神内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具体环境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无论如何，陈嘉庚与李光前的“达则兼善（济）天下”的美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
先贤光辉照亮我们的方向
（2008-07-21）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陈嘉庚基金，目前正联合举办一项“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为期五个月，至今年年底为止。这是让大家一睹两位先贤风采，认识他们如何对新加坡社会繁荣，尤其是新加坡的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机会。
去年年初，国家图书馆曾举办过一次颇具规模的先驱人物纪念展——林文庆逝世50周年。目前的“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则比上回更进一步，备有华英双语的说明与导览册子，国家图书馆也设立了双语网站（www.thelegacy.nl.sg），以供网上的参观浏览。
饶有意思的是，林文庆（1869－1957）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海峡华人”；而陈嘉庚（1874-1961）和李光前（1893-1967），则是从中国南来的移民先辈。然而，他们都是同时代人，都曾以造福人群为己任，生命的轨迹也曾交织在一起。
李光前是陈嘉庚女婿，曾得陈嘉庚的提携和影响；而陈嘉庚独资兴办福建厦门大学时，曾邀请林文庆当校长。大学在风雨飘摇的草创期，一教一董曾呕心沥血支撑校政16年。
先驱人物的生平事迹，无疑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对时代的呼唤，他们都凭自己的良知和胸怀作出回应。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也各有自己的行为选择。此外，由于时代久远，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有很多从未听过陈嘉庚或李光前的名字，即使略有所闻，对于先辈的精神与动力相信也难以领会。
因此，像国家图书馆这次的展览，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无论岁月怎样推移，先驱人物仍为后人提供了高风亮节的典范，他们生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李显龙总理上星期五为展览主持开幕礼，他在演说中指出，纪念两名先驱人物，是以他们待人以诚和不屈不挠的风范，作为我们的楷模。而他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更值得现代人追思和学习。
总理说，我们今天无法复制出同样的动荡局势，以营造曾经激励过先驱们的环境。但他们的精神却是影响至今的：“先驱们愿意勇闯未知新领域，以及渴望为社会作出超越本身的伟大贡献的精神，仍然和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和后代息息相关。”
设在国家图书馆10楼的展览，共分为四个展区，主要呈现了陈嘉庚与李光前对新加坡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主题分别为：一、励志图远的实业家 ；二、兴教办学的倡导者；三、率先垂范的社群领袖；四、流芳百世的智者善人。
陈嘉庚和李光前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崇现代教育。他们都并非来自富裕的家庭，但对于辛苦经营起来的事业，他们都能慷慨地“用诸社会”，并且以人格品行上的典范，赢得社会的尊敬与追随。
陈嘉庚“倾家兴学”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动人心。他的后人——59岁的孙子陈立人，便告诉本报说，1949年祖父把生意卖给他姑丈李光前，把所有家当带回中国办学，一分钱也没留给子孙，但子孙们从未埋怨祖父的决定，反而协助祖父筹钱完成在中国兴学的心愿。因为他们认为，在新加坡生活丰衣足食、享有受教育机会，都是祖父一代人给他们带来的幸福。
另一方面，10岁从中国南来，最终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光前，则提供了另一种企业与公益结合的范式：设立了李氏基金。李氏基金与陈嘉庚逝世后由后人设立的陈嘉庚基金，目前已成为新加坡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的基石。两大基金鼓励科技创新，鼓励年轻有为者创造务实的企业，当然，也鼓励着真诚、坚毅，饮水思源与回馈大众的精神。
（2008-07-19）
● 林妙娜
以兴教办学在新加坡和中国流芳百世的先贤陈嘉庚和李光前，在动荡时代发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本地和海外创建了民间团体和庞大的社会联系网络，垂范后人。
李显龙总理在纪念这两名先驱人物时指出，他们待人以诚和不屈不挠的风范至今仍具影响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更值得现代人追思和学习。
他说：“我们无法再制造激发陈嘉庚和李光前闯荡未开放经济体和新工业的动荡局势。两人成功后把提升社群的生活为己任。先驱们愿意勇闯未知和新领域、及渴望为社会作出超越本身的伟大贡献的精神，仍然和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和后代息息相关。”
总理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陈嘉庚基金举办的“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开幕礼上致词时也指出，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先驱们的实干、勤奋和“做得到”精神。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飘洋过海定居本地的移民。尽管背景悬殊，他们仍协力贡献，为新加坡奠下可贵的稳固基础。
陈嘉庚和李光前这对岳婿也是离乡背井南来开创新天地的先驱。总理说，新加坡至今仍对来自海外工作、生活及及求学的有才之士保持开放态度。
陈嘉庚17岁从福建南来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米业，他在父亲生意失败后自己创业，开拓本身的生意，业务横跨五洲，员工不下3万人，有“马来亚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之誉。
10岁那年从福建到新加坡的李光前也同样让人敬仰。总理说，李光前完成学业后曾当教师、翻译员和土地测量师，后在商界和银行业施展才华，取得非凡成就。他后来设立李氏基金，确保社会慈善事业绝非一人一时之举，长期以来为新加坡人伸出援助。
陈嘉庚的孙子陈立人（59岁，室内设计师）受访时说，每当祖父看到在田野间耕种的小孩就会停下脚步，要求他们的父亲让他们上学，还掏腰包把孩子下田耕种时原可赚取的收入交给他们的父亲，为的是让所有小孩都有上学的机会。
图书馆管理局总裁华拉保绍博士说，陈嘉庚和李光前是商人，也是社区领袖和教育慈善家，他们至今仍对本地教育深具影响力。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对这两名先贤的了解，引发他们思考自己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在维多利亚街国家图书馆10楼举行到年底，开放时间是上午10时到晚上9时。公众也可从下月起通过网站www.thelegacy.nl.sg的模拟展区参观展览。
陈嘉庚代表作
手稿复制本首展
端正的字迹，细说着一代历史人物驰骋东南亚的回忆。
陈嘉庚代表著作《南侨回忆录》的手稿复制本，在“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上首次公开展出。
《南侨回忆录》是陈嘉庚在1943年至1945年在印尼第二大城市东爪哇的玛琅（Malang）避难期间所完成的自传。国家图书馆和厦门图书馆合作，取得这本回忆录手稿的复制本。
展览也展示陈嘉庚发动东南亚华侨筹款捐资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捐款收据与徽章。其他展品包括李光前在中国求学时在1910年从上海寄给厦门友人的明信片复制件，和他作为英国军管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所发表的演讲稿。
展览通过100多张珍贵旧照片和60多件文物，让参观者认识两人的生平事迹。
谈笑间，过往云烟
（2008-07-20）
● 周兆呈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开幕时，陈嘉庚先生的后人对着电视镜头说，以前他对爷爷并不了解，直到1980年代去了福建厦门和集美之后，才知道更多。
这段话确实引人深思，或许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新加坡官方论述中淡化陈嘉庚的一种体现。那个年代，陈嘉庚最终回归中国的华人归属角色，并不是迫切建立国民意识的官方所乐见，需要与陈嘉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要在新加坡寻访陈嘉庚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
1976年，李光耀资政作为总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时，有人向他建议到厦门的集美村去看看，参观当地的陈嘉庚纪念馆。李资政当时认为，他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会发出一个错误的政治信息。
显然，中国看待陈嘉庚的角度大不相同。陈嘉庚在抗战时期发动东南亚华人效力中国，毁家兴学支持中国教育，毛泽东评价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希望更多的海外华侨效仿学习。
陈嘉庚是属于新加坡？还是属于中国？因为陈嘉庚最后回到中国，一些新加坡人会认为他属于那里。这其实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而是多项选择题。
2000年6月，陈嘉庚曾担任主席的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嘉庚堂主办公开讲座，由澳大利亚学者杨进发博士主讲“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杨进发博士认为，陈嘉庚是属于新加坡的，因为他的大半生在新加坡居住，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改革社会风气，竖立华人社团的新形象，以及兴办教育，他在新加坡繁衍后代，他给新加坡留下有形与无形的遗产，他在新加坡发展史上应该被列为最杰出的先驱人物。
与当时的海峡华人相比，陈嘉庚和李光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在年幼时从中国南下新加坡，也就是那时的新移民吧，为数众多。即便那时新加坡还没有建国，但同样存在本土华人质疑新移民（新客）对新加坡的认同，批评他们一直心向中国，不关心当地事务或是与讲英语社群接触。但是，经过历史的磨砺，这些被质疑的对象，很多人没有回到中国，成为新加坡建国的第一批共和国公民，然后在新加坡终老。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们没有那么显赫，也默默为新加坡做出自己的贡献。
陈嘉庚与李光前虽是翁婿关系，但在新加坡，两人被认可的程度却不相同。李光前受中英文教育，以新加坡为效力对象，还被任命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而陈嘉庚却引起不少争议，甚至一度成为敏感的话题。
现在，当人们以一种历史情境来考察先驱们的贡献时，已渐渐能够跳出局囿。陈嘉庚身在新加坡，心系中国，有其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国家认同的因素，但他自身为新加坡留下的丰富文化和物质遗产，已不仅仅是华族社群受惠，而是整体意义上的新加坡社会，都从中获益。
陈嘉庚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都大力兴办教育，也唤起了社会团体和社群领袖的办学意识，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正是受陈嘉庚的感召。陈嘉庚在新加坡参与创建多所小学，并开办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从华人社群出发，展现对新加坡社会的关怀，他不需要证明他和讲英语社群也很融洽，而一个人关心社会、回报社会，从自己所属的社群开始是很自然的事情。陈嘉庚不是政治家，否则他也会做一些表面文章或是应景之举来回应对他效忠的质疑。悠悠数十载，当现在整体社会从他的善举中获益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当年的敏感、质疑和批评，也只是谈笑间的灰飞烟灭。
2001年，内阁资政李光耀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主持开幕式，并且让纪念馆展示他对孙中山的评语，杨荣文曾认为这具有非同小可的象征意义。“李资政愿意把自己同辛亥革命以及晚晴园的历史挂钩。如果是10年或20年前，他会这么做吗？他肯定不会答应。”如今，《陈嘉庚与李光前》的展览，由李显龙总理主持开幕。重新确定晚晴园、陈嘉庚、陈六使等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地位，“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其中体现的深意，耐人寻味。
如今，在谈及新加坡的一些移民先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时，大家已经可以用一种较为轻松、较为自然、较为舒适的态度来看待，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投射以狭隘或是复杂的联想与纠葛。但是，陈嘉庚、李光前时代对移民的一些质疑、批评，在现今作为移民社会的新加坡还会不断出现，人们在欣赏展览时，体味这些历史情节的转变，也应该会获得更开放的心得。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先驱人物离我们并不遥远 ——关于“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
（2008-07-21）
● 韩山元
两位新加坡先驱人物——陈嘉庚与李光前，离开我们的时日已经很久了，然而，无论他们走得多么远，也走不出我们对他们的思念。1961年陈嘉庚先生以87岁高龄辞世；六年后，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也走完了75年的人生历程。
这回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为期长达五个月的展览，称为“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主题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际上是向这两位先贤致敬。他们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特别是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十分特殊且重大。
过去有一段时期，“陈嘉庚”这三个字是有点敏感的。今天，能高调纪念这位先贤，说明某些禁忌已开始打破。
据了解，陈嘉庚的“敏感”，是由于他1949年回到中国去，那是中国共产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嘉庚是本地名人，英国殖民地政府并不容忍他这样的做法。陈嘉庚孙子陈立人现年59岁，是室内设计师，他告诉《联合早报》，当时陈家还受到殖民地政府为难，例如办出国手续时会遇到困难。
办学成就首屈一指
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以宽大的胸怀，成熟的思维，实事求是及尊重历史的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所有的先贤。这不仅是对陈嘉庚，对创办南洋大学的大功臣陈六使也应当如此。实际上，陈嘉庚、李光前与陈六使都是新加坡20世纪最受人崇敬的华社领袖。
当1972年陈六使先生逝世时，有人说那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是什么时代？是华社由德高望重的领袖掌舵的时代。陈嘉庚、李光前与陈六使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风范，如泱泱江水，如巍巍高山。在他们走了之后，华社再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权威出现了。
然而，陈嘉庚、李光前与陈六使时代的结束，并不等于他们的高尚精神的丧失，热心教育，服务社会，兼济天下的传统并没有在新加坡失传。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前代表的精通双语的华社领袖，树立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完美相结合的榜样，至今仍值得人们学习。
过去，一提到陈嘉庚，总有人觉得他是属于中国的，不属于新加坡，这种观念其实是大错特错。陈嘉庚在新加坡生活的日子远比在中国长，他对新加坡教育事业与社团工作贡献之巨大，同时代没有几个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他创办的华侨中学、南侨中学（当年是女中），以及长期得到他支持的爱同、道南、崇福等学校，都是新加坡一流的中小学。
陈嘉庚担任福建会馆主席长达21年，担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后称主席）也有20多年，这都是非凡的记录，也说明他与新加坡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当然，他与中国关系密切这也是事实，问题是，他难道不可以既爱新加坡也爱中国吗？实际上，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很多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是既爱中国也爱新加坡的。中国是他们的娘家，新加坡是他们的婆家，嫁出去的女儿既爱娘家也爱婆家有何不可？当然，他们最终应该是效忠婆家。明乎此，我们可以说陈嘉庚既属于中国，也属于新加坡。
发扬精神不拘形式
至于李光前，他与新加坡的关系比其岳父密切。他的大半生是在新加坡度过的，说他属于新加坡当然没有异议。
可是有一点他们岳婿一样，那就是他们都是移民。他们当初从中国南来时，新加坡社会是欢迎新移民的，先一步南来的老移民也不存在排斥或歧视新移民的问题。
陈嘉庚与李光前对于好多新加坡年轻人来说，也许相当陌生，那么，请年轻的朋友们到国家图书馆去，这两位先贤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跟他们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而这种接触，最重要的是了解和学习两位先贤的伟大人格与服务社会人群的精神。
李显龙总理在陈嘉庚与李光前生平事迹展开幕礼上的致词，对先驱人物有十分深刻与精辟的论述。
总理说：“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先驱们的实干、勤奋和‘做得到'精神。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飘洋过海定居本地的移民。尽管背景悬殊，他们仍然协力为新加坡奠下可贵的稳固基础。”
李总理这番话，是对包括陈嘉庚与李光前在内的移民贡献的肯定。
今天，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先驱人物的精神，不必拘泥于形式。同样的精神内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具体环境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无论如何，陈嘉庚与李光前的“达则兼善（济）天下”的美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
先贤光辉照亮我们的方向
（2008-07-21）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陈嘉庚基金，目前正联合举办一项“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为期五个月，至今年年底为止。这是让大家一睹两位先贤风采，认识他们如何对新加坡社会繁荣，尤其是新加坡的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机会。
去年年初，国家图书馆曾举办过一次颇具规模的先驱人物纪念展——林文庆逝世50周年。目前的“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则比上回更进一步，备有华英双语的说明与导览册子，国家图书馆也设立了双语网站（www.thelegacy.nl.sg），以供网上的参观浏览。
饶有意思的是，林文庆（1869－1957）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海峡华人”；而陈嘉庚（1874-1961）和李光前（1893-1967），则是从中国南来的移民先辈。然而，他们都是同时代人，都曾以造福人群为己任，生命的轨迹也曾交织在一起。
李光前是陈嘉庚女婿，曾得陈嘉庚的提携和影响；而陈嘉庚独资兴办福建厦门大学时，曾邀请林文庆当校长。大学在风雨飘摇的草创期，一教一董曾呕心沥血支撑校政16年。
先驱人物的生平事迹，无疑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对时代的呼唤，他们都凭自己的良知和胸怀作出回应。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也各有自己的行为选择。此外，由于时代久远，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有很多从未听过陈嘉庚或李光前的名字，即使略有所闻，对于先辈的精神与动力相信也难以领会。
因此，像国家图书馆这次的展览，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无论岁月怎样推移，先驱人物仍为后人提供了高风亮节的典范，他们生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李显龙总理上星期五为展览主持开幕礼，他在演说中指出，纪念两名先驱人物，是以他们待人以诚和不屈不挠的风范，作为我们的楷模。而他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更值得现代人追思和学习。
总理说，我们今天无法复制出同样的动荡局势，以营造曾经激励过先驱们的环境。但他们的精神却是影响至今的：“先驱们愿意勇闯未知新领域，以及渴望为社会作出超越本身的伟大贡献的精神，仍然和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和后代息息相关。”
设在国家图书馆10楼的展览，共分为四个展区，主要呈现了陈嘉庚与李光前对新加坡经济、教育、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主题分别为：一、励志图远的实业家 ；二、兴教办学的倡导者；三、率先垂范的社群领袖；四、流芳百世的智者善人。
陈嘉庚和李光前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崇现代教育。他们都并非来自富裕的家庭，但对于辛苦经营起来的事业，他们都能慷慨地“用诸社会”，并且以人格品行上的典范，赢得社会的尊敬与追随。
陈嘉庚“倾家兴学”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动人心。他的后人——59岁的孙子陈立人，便告诉本报说，1949年祖父把生意卖给他姑丈李光前，把所有家当带回中国办学，一分钱也没留给子孙，但子孙们从未埋怨祖父的决定，反而协助祖父筹钱完成在中国兴学的心愿。因为他们认为，在新加坡生活丰衣足食、享有受教育机会，都是祖父一代人给他们带来的幸福。
另一方面，10岁从中国南来，最终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李光前，则提供了另一种企业与公益结合的范式：设立了李氏基金。李氏基金与陈嘉庚逝世后由后人设立的陈嘉庚基金，目前已成为新加坡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的基石。两大基金鼓励科技创新，鼓励年轻有为者创造务实的企业，当然，也鼓励着真诚、坚毅，饮水思源与回馈大众的精神。
发放补贴时 亲人登门日 老人院这种“牵手”让人心酸
（2008-07-19）
● 潘星华
蔡家增（摄）
政府发放乐龄人士花红照顾年长的国人虽好，但对于一些住在老人院的老人来说，这不一定是让他们觉得欣慰的时刻。
居士林林长的李木源告诉本报：“我是光明山老人院的秘书。据我所知，老人院的老人平日没有亲人探访，可是在农历新年后，亲人知道老人收了红包，就来把他们身上的红包搜刮一空。每逢政府发放乐龄人士花红、消费税补贴时，也是亲人到老人院来按老人手指印去领钱的时候。领了钱，有没有给老人家买东西，我不知道。”
他忆述20年前一段往事时说，光明山放生池曾经成了被一名年轻妇女把她患上痴呆症的家婆带去“放生”的地方。这个年逾八十的老妇，坐在放生池旁目光呆滞地不知所措，被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宏船法师发现了，把她交给李木源去照顾。
佛教放生，是一项慈悲活动。光明山放生池吸引了很多人带小动物去放生。但把自己家里的老人也放在这个放生池“放生”，令人感慨。
李木源说：“老人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我驾车带她到附近去寻找她的家，她认不出，最后只好把她送进广达老人院去终老，这实在是太可悲的事。”
人口老化，政府计划兴建更多老人院，李木源认为这治标不治本。他说：“华文教育式微，社会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新加坡已经变成一个无情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兄弟姐妹、父子母女打官司，感到很痛心。没有了亲情，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为了提醒大家对亲情的关注，佛教居士林与新加坡文艺协会在本星期日（7月20日）下午3时至5时，在居士林7楼礼堂，举行“亲情讲座”系列第一讲。由本地作家潘家福导读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梁三白导读自己写作的新诗《雨树》，长谣导读自己创作的小说《陌生的童声》。这三篇以亲情为主题的作品都是中学华文课本里的课文。
“亲情讲座”以后将继续定期举办。李木源说，“举办这个讲座是及时的。西方极乐世界无不孝子。有些人不孝父母，却拜菩萨。我对他们说，‘家里有活菩萨不拜，拜泥菩萨有什么用？’”
除了讲座，一个名为“亲情征文比赛”的活动，也同时展开，9月30日截止。比赛分学生组和公开组。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叶昆灿说，入选的佳作，日后将结集成册。
● 潘星华
蔡家增（摄）
政府发放乐龄人士花红照顾年长的国人虽好，但对于一些住在老人院的老人来说，这不一定是让他们觉得欣慰的时刻。
居士林林长的李木源告诉本报：“我是光明山老人院的秘书。据我所知，老人院的老人平日没有亲人探访，可是在农历新年后，亲人知道老人收了红包，就来把他们身上的红包搜刮一空。每逢政府发放乐龄人士花红、消费税补贴时，也是亲人到老人院来按老人手指印去领钱的时候。领了钱，有没有给老人家买东西，我不知道。”
他忆述20年前一段往事时说，光明山放生池曾经成了被一名年轻妇女把她患上痴呆症的家婆带去“放生”的地方。这个年逾八十的老妇，坐在放生池旁目光呆滞地不知所措，被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宏船法师发现了，把她交给李木源去照顾。
佛教放生，是一项慈悲活动。光明山放生池吸引了很多人带小动物去放生。但把自己家里的老人也放在这个放生池“放生”，令人感慨。
李木源说：“老人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我驾车带她到附近去寻找她的家，她认不出，最后只好把她送进广达老人院去终老，这实在是太可悲的事。”
人口老化，政府计划兴建更多老人院，李木源认为这治标不治本。他说：“华文教育式微，社会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新加坡已经变成一个无情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兄弟姐妹、父子母女打官司，感到很痛心。没有了亲情，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为了提醒大家对亲情的关注，佛教居士林与新加坡文艺协会在本星期日（7月20日）下午3时至5时，在居士林7楼礼堂，举行“亲情讲座”系列第一讲。由本地作家潘家福导读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梁三白导读自己写作的新诗《雨树》，长谣导读自己创作的小说《陌生的童声》。这三篇以亲情为主题的作品都是中学华文课本里的课文。
“亲情讲座”以后将继续定期举办。李木源说，“举办这个讲座是及时的。西方极乐世界无不孝子。有些人不孝父母，却拜菩萨。我对他们说，‘家里有活菩萨不拜，拜泥菩萨有什么用？’”
除了讲座，一个名为“亲情征文比赛”的活动，也同时展开，9月30日截止。比赛分学生组和公开组。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叶昆灿说，入选的佳作，日后将结集成册。
南小校长：小五学生到中国浸濡 学华文心态变好
（2008-07-20）
南洋小学自2005年9月，展开一项让小五生免考升级试，到中国学校作几个月长期深度浸濡的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
南洋小学校长王梅凤对记者说：“2005年9月第一批学生去沈阳东北育才学校进行长达3个月的长期浸濡学习活动，九名学生都很喜欢，只是略嫌3个月太长了。第二年我们把浸濡期缩短至2个月，改去苏州星海学校。这几年，每年参加的学生已逐渐增加至15人，今年第四批学生，可能增加至18人。”
南小派出一名能教英文、数学和科学的教师，陪同学生参加这项长期浸濡活动。学生每天在中国学校用华文学习各科，到了晚上和周末，则随这名教师以英文学习。周日和白天学生上课期间，教师以电邮向学校和家长报告每日浸濡状况。随行教师，南小每个月替换一次。
王梅凤认为长期深度浸濡活动对学生会更好。她说：“出国浸濡，第一个星期都处在兴奋状态，到第二个星期才能略微感染学校的文化氛围，短期的浸濡常在这正要进入状态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是很遗憾的事。去过长期浸濡活动的学生，回来都改变了他们学习华文的态度。他们在中国学校上课，深刻看到华文作为一个生活语文的活泼性、有趣性，而不只是课堂学习，拿来应付考试的语文。”
除了长期浸濡，南小每年还为大约150名学生安排短期到南京行知小学、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沈阳育才学校浸濡活动。
每年大约50名中国学生会到南洋小学来交流、浸濡。王梅凤说：“中国学生到我们这边来，看到跟他们一样黄皮肤、黑头发的同龄人，英文说得这么流利，感到很震惊。这也激励了他们回去用功学习，把英文学好。”
计划到印度浸濡
除了去中国浸濡，南小学生也去文莱。王梅凤说：“去文莱多了解回教国家和回教文化，对身为特选学校的南洋小学生是有必要的。“
接下来，他们还要去印度，但是动员学生去印度，并不容易。她说：“去年组不成团，今年希望有足够学生参加。印度是一个重要国家，今后和新加坡有很多合作，南小学生应该尽早去认识印度。”
圣尼各拉女校：浸濡是最好的教育
圣尼各拉女校“国际与社区交流处处长”陈蕴梅说，每年学校有100多人到中国学校去浸濡，中国则有200多人到校浸濡。到中国浸濡的日子，让本地学生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刻苦耐劳。
她说：“学生曾经去黄山中学学习。当她们看到学生在简陋的环境，却有顽强的意志力去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她们全被感动了。看她们带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回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
南洋小学自2005年9月，展开一项让小五生免考升级试，到中国学校作几个月长期深度浸濡的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
南洋小学校长王梅凤对记者说：“2005年9月第一批学生去沈阳东北育才学校进行长达3个月的长期浸濡学习活动，九名学生都很喜欢，只是略嫌3个月太长了。第二年我们把浸濡期缩短至2个月，改去苏州星海学校。这几年，每年参加的学生已逐渐增加至15人，今年第四批学生，可能增加至18人。”
南小派出一名能教英文、数学和科学的教师，陪同学生参加这项长期浸濡活动。学生每天在中国学校用华文学习各科，到了晚上和周末，则随这名教师以英文学习。周日和白天学生上课期间，教师以电邮向学校和家长报告每日浸濡状况。随行教师，南小每个月替换一次。
王梅凤认为长期深度浸濡活动对学生会更好。她说：“出国浸濡，第一个星期都处在兴奋状态，到第二个星期才能略微感染学校的文化氛围，短期的浸濡常在这正要进入状态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是很遗憾的事。去过长期浸濡活动的学生，回来都改变了他们学习华文的态度。他们在中国学校上课，深刻看到华文作为一个生活语文的活泼性、有趣性，而不只是课堂学习，拿来应付考试的语文。”
除了长期浸濡，南小每年还为大约150名学生安排短期到南京行知小学、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沈阳育才学校浸濡活动。
每年大约50名中国学生会到南洋小学来交流、浸濡。王梅凤说：“中国学生到我们这边来，看到跟他们一样黄皮肤、黑头发的同龄人，英文说得这么流利，感到很震惊。这也激励了他们回去用功学习，把英文学好。”
计划到印度浸濡
除了去中国浸濡，南小学生也去文莱。王梅凤说：“去文莱多了解回教国家和回教文化，对身为特选学校的南洋小学生是有必要的。“
接下来，他们还要去印度，但是动员学生去印度，并不容易。她说：“去年组不成团，今年希望有足够学生参加。印度是一个重要国家，今后和新加坡有很多合作，南小学生应该尽早去认识印度。”
圣尼各拉女校：浸濡是最好的教育
圣尼各拉女校“国际与社区交流处处长”陈蕴梅说，每年学校有100多人到中国学校去浸濡，中国则有200多人到校浸濡。到中国浸濡的日子，让本地学生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刻苦耐劳。
她说：“学生曾经去黄山中学学习。当她们看到学生在简陋的环境，却有顽强的意志力去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她们全被感动了。看她们带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回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
社区服务父子兵 50年贡献无限
（2008-07-21）
● 杨雪慧
年少时候，他们看到父亲敞开家门，给予需要帮助的人协助。青年时期，他们充当父亲的司机，载送父亲参加社区服务团体会议。然后，他们都从“司机”变成了参与者，投入社区服务行列。
余福金（58岁）服务社区超过30年，在2002年至2006年担任国家福利理事会主席，目前担任NKF主席，也是活跃乐龄理事会主席。他的父亲——已故余炳亮博士，被誉为新加坡的“慈善之父”，从1964年至1992年，担任新加坡福利理事会（国家福利理事会前身）主席整整28年。
卢思荣（54岁）是国家福利理事会董事会成员，也是志愿福利团体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副主席。他的父亲卢珠吉医生（84岁）则在1992年至2002年担任国家福利理事会主席。
国家福利理事会今年庆祝我国社区服务设立50周年。50年里，这两对父子不约而同，为社区服务付出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本报访问了余福金与卢思荣，了解他们如何受父亲的影响，步上社区服务的道路。
社区服务父子兵①
余福金一直记得父亲那句话：
成功并不取决于你有多少钱
余福金小时候住在环境复杂的芽笼。父亲余炳亮博士的半独立式房子前有一块空地，每天都有10多名邻居聚集在屋前谈天、联络感情，父母亲从不介意开放这个空间。
圣诞节前，父亲会向批发商购买一些小玩意，再动员全家包装礼包。余福金回忆说：“我当时大概是9或10岁吧，我们会跟爸爸一起去买礼物、动手包礼物。圣诞节前夕，邻居的小朋友都会在屋前空地排队领礼物。”
12岁那年，他与父亲一同带残障儿童到水族馆参观，算是第一次当义工，第一次体会了助人的快乐。他说：“从巴士停靠处到水族馆，需要爬上一个山坡，我当时背了一个小孩上山坡。那小孩问我，他能否有一天也像我一样自由行走。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不知该怎么回答。”
这些体验让他从小有机会跟不同阶层的人接触，助人的精神也许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进入他的体内。余福金说，家里共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幺，如今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助人。
他说：“父亲很少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过他曾说过，一个人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而是你的存在是否对他人的生活带来影响。”
余福金在20多岁时首次参加公益金电话筹款活动，负责协调和审计工作；30多岁则接送父亲去开慈善组织会议。就这样，越来越多非政府机构的人员认识他、找他帮忙。最忙碌的时候，他参与超过20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一个月需开两小时会议。
余福金不打高尔夫球，与其他爱好高尔夫球运动的朋友相比，一个星期就“省下”了8小时，用来从事社区服务。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嗜好，我个人觉得参与社区服务满足感更大。”
余福金的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照顾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也支持他从事社区服务。他毫不讳言说，太太偶尔还是会有所埋怨。他笑说：“我总是开玩笑地告诉她，这么多人认识我，你无须担心我在外面做‘坏事’，应该比较有安全感才对。”
余福金育有16岁儿子和13岁女儿，记者问他是否鼓励孩子从事社区服务。他说：“父亲很少（以命令的口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分享自己遇上的人和事，传达信息。我现在也是通过分享报章、周围的故事，鼓励孩子关怀人与事。”
社区服务父子兵②
卢思荣：父亲忙碌，但总有时间帮助人……
卢思荣目前是华侨证券私人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副主席。30年前，他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经常接送父亲去开社区服务会议，认识了在社区服务界人士，父亲也就顺水推舟，鼓励他成为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委员会的成员。
卢思荣受访时坦言，起初并不十分热衷于开会，还经常缺席。他说：“那个时候我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在事业上有企图心，平时花很长时间工作，到了周末就只想好好休息。”
后来，他在思想上有了转变，决定不当“挂牌”委员，而是认真看待这个非正式“工作”，负起责任。
他当时决定全心投入，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对其他委员会成员造成负担，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受到父亲卢珠吉医生时常助人精神的激励。
卢思荣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一弟一妹，除了父母外，也与祖父、祖母同住。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得出去开会，不过由于家里人多，他不曾感到寂寞或被忽略。
父亲是眼科医生，他记得家里的大门总是敞开，经常会有病人上门求助。
他说：“父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慈善的成分。他无论多忙碌，总是有时间帮助他人。我也看得出，这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孩子总会以父亲为榜样，我也不例外。”
其实，他可说是生长在“慈善家族”，除了父亲外，祖母也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外公当牧师，母亲是基督教慈善团体的义工。
虽然如此，从事社区服务、帮助他人的观念并非从小就深植在他的心中。
他说：“可能我没有像父亲一样经历过战争的磨难，到印度看过当地人的处境。我是在加入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后，才渐渐接触到需要帮助的人。”
他育有两个分别21岁与18岁的女儿。他感叹，要鼓励年轻人加入社区服务行列并不容易，年轻人在学校参与社区服务，也似乎只是为了凑足社区服务“分数”。
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做义工，让他们与需要帮助的人有所接触，是个好的起点。
他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喜欢帮助别人。”
他为两个女儿报名成为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让她们知道可参与的活动详情，希望借此鼓励她们当义工。
他说：“我的女儿最近拉着朋友一起当了一次义工，我希望那是个好的开始。”
●社会服务50年
国家福利理事会今年庆祝我国社区服务设立50周年，将在8月23与24日于滨海艺术中心公园举办大型嘉年华会，并展示属下志愿福利团体所提供的服务及我国社区服务的演变。嘉年华会将配合公益金在8月23日举行的“滨海艺术中心湾心弦义走”（Heartstrings Walk @ Esplanade）一同进行。
● 杨雪慧
年少时候，他们看到父亲敞开家门，给予需要帮助的人协助。青年时期，他们充当父亲的司机，载送父亲参加社区服务团体会议。然后，他们都从“司机”变成了参与者，投入社区服务行列。
余福金（58岁）服务社区超过30年，在2002年至2006年担任国家福利理事会主席，目前担任NKF主席，也是活跃乐龄理事会主席。他的父亲——已故余炳亮博士，被誉为新加坡的“慈善之父”，从1964年至1992年，担任新加坡福利理事会（国家福利理事会前身）主席整整28年。
卢思荣（54岁）是国家福利理事会董事会成员，也是志愿福利团体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副主席。他的父亲卢珠吉医生（84岁）则在1992年至2002年担任国家福利理事会主席。
国家福利理事会今年庆祝我国社区服务设立50周年。50年里，这两对父子不约而同，为社区服务付出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本报访问了余福金与卢思荣，了解他们如何受父亲的影响，步上社区服务的道路。
社区服务父子兵①
余福金一直记得父亲那句话：
成功并不取决于你有多少钱
余福金小时候住在环境复杂的芽笼。父亲余炳亮博士的半独立式房子前有一块空地，每天都有10多名邻居聚集在屋前谈天、联络感情，父母亲从不介意开放这个空间。
圣诞节前，父亲会向批发商购买一些小玩意，再动员全家包装礼包。余福金回忆说：“我当时大概是9或10岁吧，我们会跟爸爸一起去买礼物、动手包礼物。圣诞节前夕，邻居的小朋友都会在屋前空地排队领礼物。”
12岁那年，他与父亲一同带残障儿童到水族馆参观，算是第一次当义工，第一次体会了助人的快乐。他说：“从巴士停靠处到水族馆，需要爬上一个山坡，我当时背了一个小孩上山坡。那小孩问我，他能否有一天也像我一样自由行走。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不知该怎么回答。”
这些体验让他从小有机会跟不同阶层的人接触，助人的精神也许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进入他的体内。余福金说，家里共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幺，如今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助人。
他说：“父亲很少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过他曾说过，一个人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而是你的存在是否对他人的生活带来影响。”
余福金在20多岁时首次参加公益金电话筹款活动，负责协调和审计工作；30多岁则接送父亲去开慈善组织会议。就这样，越来越多非政府机构的人员认识他、找他帮忙。最忙碌的时候，他参与超过20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一个月需开两小时会议。
余福金不打高尔夫球，与其他爱好高尔夫球运动的朋友相比，一个星期就“省下”了8小时，用来从事社区服务。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嗜好，我个人觉得参与社区服务满足感更大。”
余福金的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照顾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也支持他从事社区服务。他毫不讳言说，太太偶尔还是会有所埋怨。他笑说：“我总是开玩笑地告诉她，这么多人认识我，你无须担心我在外面做‘坏事’，应该比较有安全感才对。”
余福金育有16岁儿子和13岁女儿，记者问他是否鼓励孩子从事社区服务。他说：“父亲很少（以命令的口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分享自己遇上的人和事，传达信息。我现在也是通过分享报章、周围的故事，鼓励孩子关怀人与事。”
社区服务父子兵②
卢思荣：父亲忙碌，但总有时间帮助人……
卢思荣目前是华侨证券私人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副主席。30年前，他从澳大利亚学成归来，经常接送父亲去开社区服务会议，认识了在社区服务界人士，父亲也就顺水推舟，鼓励他成为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委员会的成员。
卢思荣受访时坦言，起初并不十分热衷于开会，还经常缺席。他说：“那个时候我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在事业上有企图心，平时花很长时间工作，到了周末就只想好好休息。”
后来，他在思想上有了转变，决定不当“挂牌”委员，而是认真看待这个非正式“工作”，负起责任。
他当时决定全心投入，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对其他委员会成员造成负担，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受到父亲卢珠吉医生时常助人精神的激励。
卢思荣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有一弟一妹，除了父母外，也与祖父、祖母同住。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得出去开会，不过由于家里人多，他不曾感到寂寞或被忽略。
父亲是眼科医生，他记得家里的大门总是敞开，经常会有病人上门求助。
他说：“父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慈善的成分。他无论多忙碌，总是有时间帮助他人。我也看得出，这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孩子总会以父亲为榜样，我也不例外。”
其实，他可说是生长在“慈善家族”，除了父亲外，祖母也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外公当牧师，母亲是基督教慈善团体的义工。
虽然如此，从事社区服务、帮助他人的观念并非从小就深植在他的心中。
他说：“可能我没有像父亲一样经历过战争的磨难，到印度看过当地人的处境。我是在加入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后，才渐渐接触到需要帮助的人。”
他育有两个分别21岁与18岁的女儿。他感叹，要鼓励年轻人加入社区服务行列并不容易，年轻人在学校参与社区服务，也似乎只是为了凑足社区服务“分数”。
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做义工，让他们与需要帮助的人有所接触，是个好的起点。
他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喜欢帮助别人。”
他为两个女儿报名成为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让她们知道可参与的活动详情，希望借此鼓励她们当义工。
他说：“我的女儿最近拉着朋友一起当了一次义工，我希望那是个好的开始。”
●社会服务50年
国家福利理事会今年庆祝我国社区服务设立50周年，将在8月23与24日于滨海艺术中心公园举办大型嘉年华会，并展示属下志愿福利团体所提供的服务及我国社区服务的演变。嘉年华会将配合公益金在8月23日举行的“滨海艺术中心湾心弦义走”（Heartstrings Walk @ Esplanade）一同进行。
李显龙总理：国人要加倍珍惜种族与宗教和谐社会资本
（2008-07-21）
● 周殊钦
邬福梁（摄）
世界一些原本很单一的社会，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都有了更多元化的元素。外来的人、事、物对社会的冲击，更突显和谐与凝聚力对一个社会的重要。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由宏茂桥集选区的惹兰加由分区举办的种族和谐日活动上讲话时指出，跨国界的人口流动使得许多国家都面对如何让本国人民同外来人口和睦相处的问题。对此，他呼吁国人加倍珍惜并重视新加坡建国40多年来，在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方面所累积的社会资本。
他举例说，一些北欧国家、英国，甚至是社会结构最为单一的日本，近年都从人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来源引进外国工人。
“即使人数不多，但他们（外来工人）确实存在社会中。这些国家都须应付如何让国民和这些不同种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外国人和谐共处的问题。不仅是隔邻而居，而是与当地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他说：“这么一来，这个国家才能逐渐形成一种居民都趋于一致的身份认同感。”
每年的7月21日，我国都为纪念44年前发生的那场最终酿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的种族冲突事件而举行种族和谐日活动。李总理指出，尽管这一纪念日并非公定假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对新加坡的重要。
他提醒国人，由于长久以来都习惯于同他族同胞在同个空间生活，人们很容易就会忘记这其实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下了很大功夫才取得的非常难得的成果。
“我们建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一年一年在巩固社会基础，增强社会凝聚力，但是还不能说工作已经完成，可以毕业了。因为这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必须不断去做，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不断地在改变。”
对新加坡这个外向型社会来说，外在环境的持续演变也会影响国人的情绪与种族关系和谐。丹麦报纸刊登亵渎回教先知莫罕默德的漫画；荷兰极右派议员怀尔德斯执意将批评回教圣典《可兰经》的短片上载到互联网，而引起世界、包括我国回教徒的强烈不满等例子，都显示本地社会不可能在国际事件的冲击下独善其身。
职总平价基金会
150万助贫困者
已注册为慈善机构的职总平价基金会昨天也以实际行动来促进社会和谐。为了履行作为社会企业的责任，经营超级市场的职总平价合作社兼基金会主席黄思绵将志银150万元的支票，象征性地交给李总理，以作为分发给贫困国人的“职总平价百万元礼券计划”之用。惹兰加由区的贫困者将获得总值1万2000元的平价合作社礼券。
黄思绵受访时指出，这笔款项比平价合作社去年所捐出的100万元多了50％，主要是为了协助全国贫困者应付高涨的物价。
“生活费高涨是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作为社会企业，职总平价合作社一直都在透过设定较低的消费品价格来舒缓物价上涨对人们所造成的压力。”
昨天共有3000多居民参加了这项旨在促进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新移民融合的庆祝活动。主办当局还特地安排众人同场吃冰淇淋，希望借此打破居民之间的隔阂，并打破本地现有的490人同时吃冰淇淋的纪录。在李总理、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巴拉吉医生、黄守金、蓝彬明医生及李美花等宏茂桥集选区议员的号召下，惹兰加由区居民终于打破了这项纪录。
● 周殊钦
邬福梁（摄）
世界一些原本很单一的社会，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都有了更多元化的元素。外来的人、事、物对社会的冲击，更突显和谐与凝聚力对一个社会的重要。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由宏茂桥集选区的惹兰加由分区举办的种族和谐日活动上讲话时指出，跨国界的人口流动使得许多国家都面对如何让本国人民同外来人口和睦相处的问题。对此，他呼吁国人加倍珍惜并重视新加坡建国40多年来，在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方面所累积的社会资本。
他举例说，一些北欧国家、英国，甚至是社会结构最为单一的日本，近年都从人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来源引进外国工人。
“即使人数不多，但他们（外来工人）确实存在社会中。这些国家都须应付如何让国民和这些不同种族和信仰不同宗教的外国人和谐共处的问题。不仅是隔邻而居，而是与当地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他说：“这么一来，这个国家才能逐渐形成一种居民都趋于一致的身份认同感。”
每年的7月21日，我国都为纪念44年前发生的那场最终酿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的种族冲突事件而举行种族和谐日活动。李总理指出，尽管这一纪念日并非公定假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对新加坡的重要。
他提醒国人，由于长久以来都习惯于同他族同胞在同个空间生活，人们很容易就会忘记这其实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下了很大功夫才取得的非常难得的成果。
“我们建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一年一年在巩固社会基础，增强社会凝聚力，但是还不能说工作已经完成，可以毕业了。因为这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必须不断去做，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不断地在改变。”
对新加坡这个外向型社会来说，外在环境的持续演变也会影响国人的情绪与种族关系和谐。丹麦报纸刊登亵渎回教先知莫罕默德的漫画；荷兰极右派议员怀尔德斯执意将批评回教圣典《可兰经》的短片上载到互联网，而引起世界、包括我国回教徒的强烈不满等例子，都显示本地社会不可能在国际事件的冲击下独善其身。
职总平价基金会
150万助贫困者
已注册为慈善机构的职总平价基金会昨天也以实际行动来促进社会和谐。为了履行作为社会企业的责任，经营超级市场的职总平价合作社兼基金会主席黄思绵将志银150万元的支票，象征性地交给李总理，以作为分发给贫困国人的“职总平价百万元礼券计划”之用。惹兰加由区的贫困者将获得总值1万2000元的平价合作社礼券。
黄思绵受访时指出，这笔款项比平价合作社去年所捐出的100万元多了50％，主要是为了协助全国贫困者应付高涨的物价。
“生活费高涨是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作为社会企业，职总平价合作社一直都在透过设定较低的消费品价格来舒缓物价上涨对人们所造成的压力。”
昨天共有3000多居民参加了这项旨在促进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新移民融合的庆祝活动。主办当局还特地安排众人同场吃冰淇淋，希望借此打破居民之间的隔阂，并打破本地现有的490人同时吃冰淇淋的纪录。在李总理、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巴拉吉医生、黄守金、蓝彬明医生及李美花等宏茂桥集选区议员的号召下，惹兰加由区居民终于打破了这项纪录。
2008年7月14日星期一
值得关注的虐佣事件
（2008-07-10）
动粗羞辱女佣，并放狗咬她，让女佣身上留下多处淤伤和16个齿印，一名中年妇女雇主虐佣罪名成立，被判坐牢20个月。
另一起案件中，女雇主对女佣工作不满意，拧了她的眼皮两下，用红黑色的粗头笔涂画她的脸，女佣逃出去报警。44岁的女雇主在三项虐佣罪名下，被判入狱三星期和罚款1500元。
前不久，一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因踢女佣臀部、捏她的胸部和抓她的头撞地板等行为，分别被判入狱四周和六周。
以上三个案例，是最近两个月内被提上法庭的虐佣案。这是指经过审讯，已经下判的案例。目前仍在审讯中的，还有女雇主被指用热水灌女佣、淋女佣，男雇主对女佣拳打脚踩而被控上法庭的案件。
雇请女佣保姆帮忙家务，目前在新加坡相当普遍，据估计六个家庭中便有一家请得起女佣。应当指出的是，大部分情况都是宾主融洽，雇佣双方都能够相安无事。但是一如上述的案件发生，尽管是属于极少数，却仍然会令人深感不安。
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严厉的惩罚面前，还是有雇主会以身试法？再者，涉案的雇主大都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便对雇请来的家务助手动气，甚至粗暴地对她们造成伤害？还是说，在关闭的家门里面虐佣，就以为不会被人发现？
本地条规其实是很严厉的，因此，相信绝大多数的雇主都知道虐佣的法律后果而知所克制。根据统计虐待女佣案例已经从1997年的157宗，下降到去年的68宗。不过有关人士也指出，判刑案例的减少，不等于整个问题的减轻。随着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女佣——尽管她们来自穷乡僻壤，尽管她们是第一次到新加坡来打工，都会懂得在受虐待时寻求投诉的渠道。
最近媒体访问大使馆和提供支援服务的社工组织，也得出结论：打电话求援的女佣数目与谈话的时间都有所增加。当然，不是所有的投诉都与肉体的虐待有关。据了解，约一半的投诉是指雇主拖欠薪水，有的投诉是指被逼做不安全的工作，或遭受辱骂。许多雇主或许并未意识到，骂女佣“笨蛋”、“白痴”等侮辱性的言语或行为，严重者可被罚款高达5000元。
也有社会服务团体指出，目前新加坡并不像香港或台湾那样，立法规定须让女佣定期放假。如果新加坡也有这样的规定，女佣将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渠道，雇主虐佣被揭发的机会也将增加。
虐佣的雇主尽管是一小撮“害群之马”，对于新加坡的形象与声誉却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政府在1998年修订了《刑事法典》，雇主虐佣所受处罚是一般伤人罪的1.5倍，旨在借此产生吓阻的作用。然而，雇主与女佣相处的问题，是远远超出法律之外的人际问题。
其实如果雇主聘请到骄惰放纵、行为不检、甚或涉入非法活动的女佣，或者被居心不良的女佣诬告，也将同样是困扰重重，精神饱受煎熬的。不过我们应理解到，任何事物总像银币的两面，当新加坡人享有聘人助理家务之便时，也必须防范受雇者之中也有“害群之马”。
女佣请得好不好，除了要靠“运气”之外，这里也应该牵涉了人际关系的处理。在本报的新闻采访和交流站来信当中，不少人反映了善待女佣所得到的温馨感情回报。这说明了，如果雇主走到了把佣人当作“奴隶”、“出气筒”的这一步，他们事前必定严重欠缺了待人处世的道德反省，折射出一种关起门就可以做坏事的阴暗心理。所有这些虐佣者一旦被揭发和定罪，都应予以重惩，以儆效尤。
动粗羞辱女佣，并放狗咬她，让女佣身上留下多处淤伤和16个齿印，一名中年妇女雇主虐佣罪名成立，被判坐牢20个月。
另一起案件中，女雇主对女佣工作不满意，拧了她的眼皮两下，用红黑色的粗头笔涂画她的脸，女佣逃出去报警。44岁的女雇主在三项虐佣罪名下，被判入狱三星期和罚款1500元。
前不久，一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因踢女佣臀部、捏她的胸部和抓她的头撞地板等行为，分别被判入狱四周和六周。
以上三个案例，是最近两个月内被提上法庭的虐佣案。这是指经过审讯，已经下判的案例。目前仍在审讯中的，还有女雇主被指用热水灌女佣、淋女佣，男雇主对女佣拳打脚踩而被控上法庭的案件。
雇请女佣保姆帮忙家务，目前在新加坡相当普遍，据估计六个家庭中便有一家请得起女佣。应当指出的是，大部分情况都是宾主融洽，雇佣双方都能够相安无事。但是一如上述的案件发生，尽管是属于极少数，却仍然会令人深感不安。
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严厉的惩罚面前，还是有雇主会以身试法？再者，涉案的雇主大都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便对雇请来的家务助手动气，甚至粗暴地对她们造成伤害？还是说，在关闭的家门里面虐佣，就以为不会被人发现？
本地条规其实是很严厉的，因此，相信绝大多数的雇主都知道虐佣的法律后果而知所克制。根据统计虐待女佣案例已经从1997年的157宗，下降到去年的68宗。不过有关人士也指出，判刑案例的减少，不等于整个问题的减轻。随着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女佣——尽管她们来自穷乡僻壤，尽管她们是第一次到新加坡来打工，都会懂得在受虐待时寻求投诉的渠道。
最近媒体访问大使馆和提供支援服务的社工组织，也得出结论：打电话求援的女佣数目与谈话的时间都有所增加。当然，不是所有的投诉都与肉体的虐待有关。据了解，约一半的投诉是指雇主拖欠薪水，有的投诉是指被逼做不安全的工作，或遭受辱骂。许多雇主或许并未意识到，骂女佣“笨蛋”、“白痴”等侮辱性的言语或行为，严重者可被罚款高达5000元。
也有社会服务团体指出，目前新加坡并不像香港或台湾那样，立法规定须让女佣定期放假。如果新加坡也有这样的规定，女佣将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渠道，雇主虐佣被揭发的机会也将增加。
虐佣的雇主尽管是一小撮“害群之马”，对于新加坡的形象与声誉却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政府在1998年修订了《刑事法典》，雇主虐佣所受处罚是一般伤人罪的1.5倍，旨在借此产生吓阻的作用。然而，雇主与女佣相处的问题，是远远超出法律之外的人际问题。
其实如果雇主聘请到骄惰放纵、行为不检、甚或涉入非法活动的女佣，或者被居心不良的女佣诬告，也将同样是困扰重重，精神饱受煎熬的。不过我们应理解到，任何事物总像银币的两面，当新加坡人享有聘人助理家务之便时，也必须防范受雇者之中也有“害群之马”。
女佣请得好不好，除了要靠“运气”之外，这里也应该牵涉了人际关系的处理。在本报的新闻采访和交流站来信当中，不少人反映了善待女佣所得到的温馨感情回报。这说明了，如果雇主走到了把佣人当作“奴隶”、“出气筒”的这一步，他们事前必定严重欠缺了待人处世的道德反省，折射出一种关起门就可以做坏事的阴暗心理。所有这些虐佣者一旦被揭发和定罪，都应予以重惩，以儆效尤。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让乐龄人士的生活丰富化
（2008-07-05）
● 邱大星
最近回了一趟北京，让我感到精神振奋的不是为“奥运”的造势活动，而是乐龄人士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北京公园里的乐龄人士的休闲活动已远非只是遛鸟、打太极拳、吊嗓儿了，如今是百花齐放，跳舞、唱歌、书法，华乐、踢毽，真是不亦乐乎。
拿跳舞来说，就有交谊舞、排舞、民族舞、红绸舞、扭秧歌等。最多的是交谊舞。
另一个新鲜玩意儿是水写书法。公园里不少乐龄人士，手里都拿着一枝一米来长的海绵头“毛笔”，蘸着清水在水泥地上随意挥洒。字体大小不等，几乎正草隶篆，一应俱全。不费纸墨，既陶冶性情，又符合环保。
文化水平较低，又不爱活动的呢？也有他们的天地，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吹拉弹唱；没有任何技能的，可以打牌、下棋、聊天。就聊天而言，就很长学问。养花、养鸟、买菜、烧菜、历史掌故、回忆当年，凑在一起就是一部大百科。
反观本地乐龄人士的生活，可就单调多了。似乎除了家务和带孙子，如果没有宗教活动和会馆的活动，那基本上就是整天闷在家里了。
本地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很不错的，政府替老百姓想得也挺周到。每栋组屋下面都有石桌石椅，还有不少健身设施，每个社区也都有公园。为什么很少见本地老人去利用这些设施呢？以笔者的观察，除了天气炎热的原因外，大概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老一辈人中缺乏中产阶层。在本地乐龄人士中，大部分是出身比较贫穷的，他们一辈子头脑里都是做工。他们勤劳，但没受过多少教育。休闲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浪费。他们宁可把时间消磨在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也不愿意出门散散步，锻炼一下身体。买菜、煮饭、打扫房间、看连续剧、和亲戚朋友“煲电话粥”几乎成为每天必做功课。而少数受过较高深教育、经济也比较宽裕的长者，也怕热怕苦怕累。他们的消遣多半是在有冷气的环境里购物、打麻将、唱卡拉OK。有时他们也出国旅游，但条件一定要好，至少酒店一定要五星级的。因此，怕苦怕累的不愿出门，肯吃苦耐劳的觉得没时间出门，组屋区公园里的体育健身器材只有白白地经受风吹雨打了。
二是好面子。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种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不行，怕别人笑话。在北京，无论是跳舞、打拳、还是书法，每一群乐龄人士中，水平都是参差不齐。但大家都抱着一颗平常心，互相切磋。按他们的话说：“谁笑话谁呀？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学呗。”
三是不善与人交往。这是本地乐龄人士的一个普遍问题。本地乐龄人士的生活交往的圈子是非常狭小的。除了亲戚外，朋友多半是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很少到了晚年还交新朋友的。
四是缺乏学习和求知精神。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是充实的。而对本地人来说，“低精神收入”问题远远超过了低经济收入的问题，而精神的贫乏可能会影响到健康问题。
我衷心希望我们本地的乐龄人士，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积极锻炼身体，以更乐观的态度度过他们后半生。
爷爷奶奶们，为了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大家都动起来吧！
● 邱大星
最近回了一趟北京，让我感到精神振奋的不是为“奥运”的造势活动，而是乐龄人士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北京公园里的乐龄人士的休闲活动已远非只是遛鸟、打太极拳、吊嗓儿了，如今是百花齐放，跳舞、唱歌、书法，华乐、踢毽，真是不亦乐乎。
拿跳舞来说，就有交谊舞、排舞、民族舞、红绸舞、扭秧歌等。最多的是交谊舞。
另一个新鲜玩意儿是水写书法。公园里不少乐龄人士，手里都拿着一枝一米来长的海绵头“毛笔”，蘸着清水在水泥地上随意挥洒。字体大小不等，几乎正草隶篆，一应俱全。不费纸墨，既陶冶性情，又符合环保。
文化水平较低，又不爱活动的呢？也有他们的天地，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吹拉弹唱；没有任何技能的，可以打牌、下棋、聊天。就聊天而言，就很长学问。养花、养鸟、买菜、烧菜、历史掌故、回忆当年，凑在一起就是一部大百科。
反观本地乐龄人士的生活，可就单调多了。似乎除了家务和带孙子，如果没有宗教活动和会馆的活动，那基本上就是整天闷在家里了。
本地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很不错的，政府替老百姓想得也挺周到。每栋组屋下面都有石桌石椅，还有不少健身设施，每个社区也都有公园。为什么很少见本地老人去利用这些设施呢？以笔者的观察，除了天气炎热的原因外，大概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老一辈人中缺乏中产阶层。在本地乐龄人士中，大部分是出身比较贫穷的，他们一辈子头脑里都是做工。他们勤劳，但没受过多少教育。休闲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浪费。他们宁可把时间消磨在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也不愿意出门散散步，锻炼一下身体。买菜、煮饭、打扫房间、看连续剧、和亲戚朋友“煲电话粥”几乎成为每天必做功课。而少数受过较高深教育、经济也比较宽裕的长者，也怕热怕苦怕累。他们的消遣多半是在有冷气的环境里购物、打麻将、唱卡拉OK。有时他们也出国旅游，但条件一定要好，至少酒店一定要五星级的。因此，怕苦怕累的不愿出门，肯吃苦耐劳的觉得没时间出门，组屋区公园里的体育健身器材只有白白地经受风吹雨打了。
二是好面子。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种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不行，怕别人笑话。在北京，无论是跳舞、打拳、还是书法，每一群乐龄人士中，水平都是参差不齐。但大家都抱着一颗平常心，互相切磋。按他们的话说：“谁笑话谁呀？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学呗。”
三是不善与人交往。这是本地乐龄人士的一个普遍问题。本地乐龄人士的生活交往的圈子是非常狭小的。除了亲戚外，朋友多半是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很少到了晚年还交新朋友的。
四是缺乏学习和求知精神。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是充实的。而对本地人来说，“低精神收入”问题远远超过了低经济收入的问题，而精神的贫乏可能会影响到健康问题。
我衷心希望我们本地的乐龄人士，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积极锻炼身体，以更乐观的态度度过他们后半生。
爷爷奶奶们，为了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大家都动起来吧！
走进课程而不只是课室
（2008-07-06）
● 李慧玲
去参加世界报业大会时，其实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培养年轻读者的问题。年轻人读不读报关乎世界许多报章机构的未来，因此受到关注。我去听几场报告，看似与早报的未来息息相关，但也不完全因为早报的关系。报章阅读与学生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学生的视野、思考能力都有关，而在岛国，因为特殊的语文教育语境、华文报选择有限的情况下，阅读报章兴趣和能力，不能狭隘的从报纸公司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与学生的华文掌握能力，以及华文报能带他们去到的世界是分不开的。
但也因为岛国独特的环境，听学者谈年轻人普遍阅读的现象和报章负责人如何吸引他们的方式，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灵感，却不能照搬全抄。
波兰一份主要报纸的特别项目主编在介绍他的报纸如何受到年轻人认同时提醒，青少年其实最不喜欢人家专门办一份给他们看的报纸，他们的阅读兴趣其实跟成年读者未必有很大差别，关键是报纸本身有没有让他们认同的课题、吸引他们参与的地方。他举了该报的例子，波兰政府两年前要让一条高速公路穿过树林，危及当地美丽的Rospuda河。报纸没特别针对什么年龄的读者，但深入报道后，引起环保意识强烈的青少年的关心。它最终成为一次社会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接到上万份请愿信和电邮。欧盟最后介入阻止波兰政府在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兴建这条高速公路。而这份报纸在青少年读者当中建立了鲜明的形象，获得认同。
波兰的社会生态不同于岛国，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岛国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原则，但是这位编辑的报告中提到青少年不喜欢被当作孩子，用一种由上对下、年长对年幼的语气看待，却是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现实。这当中有青少年和其他年龄层的人一样，希望获得尊重有关。另一点，是随着时代改变，他们需要参与，而不只是被动地等着权威告知任何信息。
作为岛国唯一的主流华文日报，早报“身兼数职”， 在读者群日渐老去、替代读者来不及出现的市场里，要以纯粹市场操作的方式经营，符合读者口味；与此同时，早报又有不可推诿的政治与社会责任，需要维护严肃与高端形象，强调不能随波逐流、完全迎合市场趣味。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吸引住，确实比较尴尬。
何况还有另一重困难，那就是已经为人熟知的语文的障碍问题。当学生的主要阅读和书写语文是英文，并且与华文之间出现严重的隔阂时，不要说市面上还有其他媒体选择，即便没有，拥有早晨在家门口捡拾起早报的习惯已近乎不可能。虽然早报旗下的学生报这些年努力不懈，但是学生报是周报，而且从青少年读者的角度看，它们与早报之间是脱离的。经过了语文政策的调整，尽管华文比过去华英校完全分化的情况来得普及，但吊诡的是，有翻看岛国唯一华文日报经验的青少年反而越来越少。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青少年得问“啊？什么是早报”的现象？
早报和岛国学生的华文学习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特别是现在因为外在因素，使到学习动力加强，也更加迫切，一些有利的因素其实可以善加借助。流行文化固然是最便利的切入点，但是整个社会的媒体不应该都过分积极鼓励青少年把华文界定为属于看歌星明星内容的语文。纯粹从功利角度去说，这样的层次也不够他们将来与中国打交道。青少年对周遭事物的兴趣不容低估，而岛国的教育正在培养青少年的思辨能力，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宽广，如果华文报能够自我提升、增加可读性和适当的调整说话的姿态，其实是给学生展示华文与生活息息相关，与时事并进的机会。
现在早报也进入学校，或者老师也用报章的篇章教学，甚至出考题。学生在学校假期时也安排到报馆访问，但这些零星与游击式的“接触”是不是就等于读报教育，还值得商榷。
读报教育在国外是当作有系统的专业项目来进行和研究，不是报馆卖卖报纸、学校在阅读时间分分报纸给学生就完事。说是“读报教育”（Newspapers In Education），“教育”还是关键。有没有看，怎么看，是需要更细致的功夫去做，也需要专业的知识与态度去进行。
如果华文课程衡量学生华文掌握能力的标准之一，是能不能看懂一份华文日报，那需要做的不是把华文报的层次和趣味无限度往下调，或者以青少年习惯的语码混杂方式吸引他们，而是在办一份好报纸的同时，研究报纸可以如何适当的融入课程，培训教师，并通过他们让学生至少知道一份华文报的基本读法。这些在几次的课程教学改革里，似乎都没有触及，也没有一个系统，只是在担忧中“顺其自然”而已。
我不是因为在报纸里工作，所以这么倡议。青少年日后长成，媒体世界里呈现的形式可能已出现极大的变化，但内容还是最根本的。对我来说，他们可能通过手机看报、赞同这份报纸的立场、观点，也可能严厉批评，就算“我很不喜欢”也不要紧，至少前提是他们看过了，而不是因为看不懂。因为若发展到有一天在中国读者提起联合早报时，岛国的青年人一脸茫然地问“是什么来的”，或者赧然以对，那对岛国是一种损伤。这种损伤，无法量化。
（作者为本报采访主任）
● 李慧玲
去参加世界报业大会时，其实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培养年轻读者的问题。年轻人读不读报关乎世界许多报章机构的未来，因此受到关注。我去听几场报告，看似与早报的未来息息相关，但也不完全因为早报的关系。报章阅读与学生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学生的视野、思考能力都有关，而在岛国，因为特殊的语文教育语境、华文报选择有限的情况下，阅读报章兴趣和能力，不能狭隘的从报纸公司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与学生的华文掌握能力，以及华文报能带他们去到的世界是分不开的。
但也因为岛国独特的环境，听学者谈年轻人普遍阅读的现象和报章负责人如何吸引他们的方式，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灵感，却不能照搬全抄。
波兰一份主要报纸的特别项目主编在介绍他的报纸如何受到年轻人认同时提醒，青少年其实最不喜欢人家专门办一份给他们看的报纸，他们的阅读兴趣其实跟成年读者未必有很大差别，关键是报纸本身有没有让他们认同的课题、吸引他们参与的地方。他举了该报的例子，波兰政府两年前要让一条高速公路穿过树林，危及当地美丽的Rospuda河。报纸没特别针对什么年龄的读者，但深入报道后，引起环保意识强烈的青少年的关心。它最终成为一次社会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接到上万份请愿信和电邮。欧盟最后介入阻止波兰政府在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兴建这条高速公路。而这份报纸在青少年读者当中建立了鲜明的形象，获得认同。
波兰的社会生态不同于岛国，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岛国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原则，但是这位编辑的报告中提到青少年不喜欢被当作孩子，用一种由上对下、年长对年幼的语气看待，却是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现实。这当中有青少年和其他年龄层的人一样，希望获得尊重有关。另一点，是随着时代改变，他们需要参与，而不只是被动地等着权威告知任何信息。
作为岛国唯一的主流华文日报，早报“身兼数职”， 在读者群日渐老去、替代读者来不及出现的市场里，要以纯粹市场操作的方式经营，符合读者口味；与此同时，早报又有不可推诿的政治与社会责任，需要维护严肃与高端形象，强调不能随波逐流、完全迎合市场趣味。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吸引住，确实比较尴尬。
何况还有另一重困难，那就是已经为人熟知的语文的障碍问题。当学生的主要阅读和书写语文是英文，并且与华文之间出现严重的隔阂时，不要说市面上还有其他媒体选择，即便没有，拥有早晨在家门口捡拾起早报的习惯已近乎不可能。虽然早报旗下的学生报这些年努力不懈，但是学生报是周报，而且从青少年读者的角度看，它们与早报之间是脱离的。经过了语文政策的调整，尽管华文比过去华英校完全分化的情况来得普及，但吊诡的是，有翻看岛国唯一华文日报经验的青少年反而越来越少。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青少年得问“啊？什么是早报”的现象？
早报和岛国学生的华文学习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特别是现在因为外在因素，使到学习动力加强，也更加迫切，一些有利的因素其实可以善加借助。流行文化固然是最便利的切入点，但是整个社会的媒体不应该都过分积极鼓励青少年把华文界定为属于看歌星明星内容的语文。纯粹从功利角度去说，这样的层次也不够他们将来与中国打交道。青少年对周遭事物的兴趣不容低估，而岛国的教育正在培养青少年的思辨能力，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宽广，如果华文报能够自我提升、增加可读性和适当的调整说话的姿态，其实是给学生展示华文与生活息息相关，与时事并进的机会。
现在早报也进入学校，或者老师也用报章的篇章教学，甚至出考题。学生在学校假期时也安排到报馆访问，但这些零星与游击式的“接触”是不是就等于读报教育，还值得商榷。
读报教育在国外是当作有系统的专业项目来进行和研究，不是报馆卖卖报纸、学校在阅读时间分分报纸给学生就完事。说是“读报教育”（Newspapers In Education），“教育”还是关键。有没有看，怎么看，是需要更细致的功夫去做，也需要专业的知识与态度去进行。
如果华文课程衡量学生华文掌握能力的标准之一，是能不能看懂一份华文日报，那需要做的不是把华文报的层次和趣味无限度往下调，或者以青少年习惯的语码混杂方式吸引他们，而是在办一份好报纸的同时，研究报纸可以如何适当的融入课程，培训教师，并通过他们让学生至少知道一份华文报的基本读法。这些在几次的课程教学改革里，似乎都没有触及，也没有一个系统，只是在担忧中“顺其自然”而已。
我不是因为在报纸里工作，所以这么倡议。青少年日后长成，媒体世界里呈现的形式可能已出现极大的变化，但内容还是最根本的。对我来说，他们可能通过手机看报、赞同这份报纸的立场、观点，也可能严厉批评，就算“我很不喜欢”也不要紧，至少前提是他们看过了，而不是因为看不懂。因为若发展到有一天在中国读者提起联合早报时，岛国的青年人一脸茫然地问“是什么来的”，或者赧然以对，那对岛国是一种损伤。这种损伤，无法量化。
（作者为本报采访主任）
学生应不应该打电玩？
（2008-07-07）
● 肖亘宇
到底应不应该放宽对孩子打电玩的约束？学生本身应该注重学业，避免把时间花在电玩上。但是有许多学生都会想：既然我还是未成年人，为什么我不能够和他人一样美好的走完自己的童年？
近年来，为孩子买游戏机的父母有增加的现象。这一点对孩子有多大的益处我们暂且不说，重点是买了之后孩子到底会花多少时间读书。这是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你不管他他就肆无忌惮地玩；你管他又指你侵犯他的自由权，这对父母来说真是一个烦恼头痛的问题。大多数家长都会选择没收机器，禁止孩子把心思花在这种所谓的“吃时机”上，结果孩子“人在曹营心在汉”，弄巧成拙，因此无法集中精神读书。
其实，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游戏已经是不太现实。因此我认为应该让孩子有适当的时间来接触电玩，比如让他们玩一些团队游戏（Counter strike），或者战略游戏 （Command & Conquer），这些游戏所给予孩子的经验对他们的日后生活绝对派得上用场。但要是孩子不能控制自己的话，家长所能做的也只能约束孩子，或者与孩子约法三章。
还有一点，家长必须要知道的是孩子玩的游戏类型。整天打打杀杀的暴力游戏，对孩子的影响弊大于利。但是脑力游戏比如赛车，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够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还有一些游戏能够训练孩子手指的灵活性、团体精神、领导能力。因此，知道孩子的电玩类型或许能够帮你发掘出他们的天赋。
我的意思并不是教唆家长放任孩子玩电玩，而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在您满足孩子的需求之前，请先考虑孩子是否有自制的能力。否则当您想要阻止孩子时，他早已掉入“极乐”的深渊，要爬出来将会非常艰难。但如果能够有节制的去玩，那么对孩子来说绝对会利大于弊。
● 肖亘宇
到底应不应该放宽对孩子打电玩的约束？学生本身应该注重学业，避免把时间花在电玩上。但是有许多学生都会想：既然我还是未成年人，为什么我不能够和他人一样美好的走完自己的童年？
近年来，为孩子买游戏机的父母有增加的现象。这一点对孩子有多大的益处我们暂且不说，重点是买了之后孩子到底会花多少时间读书。这是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你不管他他就肆无忌惮地玩；你管他又指你侵犯他的自由权，这对父母来说真是一个烦恼头痛的问题。大多数家长都会选择没收机器，禁止孩子把心思花在这种所谓的“吃时机”上，结果孩子“人在曹营心在汉”，弄巧成拙，因此无法集中精神读书。
其实，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游戏已经是不太现实。因此我认为应该让孩子有适当的时间来接触电玩，比如让他们玩一些团队游戏（Counter strike），或者战略游戏 （Command & Conquer），这些游戏所给予孩子的经验对他们的日后生活绝对派得上用场。但要是孩子不能控制自己的话，家长所能做的也只能约束孩子，或者与孩子约法三章。
还有一点，家长必须要知道的是孩子玩的游戏类型。整天打打杀杀的暴力游戏，对孩子的影响弊大于利。但是脑力游戏比如赛车，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够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还有一些游戏能够训练孩子手指的灵活性、团体精神、领导能力。因此，知道孩子的电玩类型或许能够帮你发掘出他们的天赋。
我的意思并不是教唆家长放任孩子玩电玩，而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在您满足孩子的需求之前，请先考虑孩子是否有自制的能力。否则当您想要阻止孩子时，他早已掉入“极乐”的深渊，要爬出来将会非常艰难。但如果能够有节制的去玩，那么对孩子来说绝对会利大于弊。
补习风气何其盛
（2008-07-08）
● 许绮纹
日前有新闻报道，新加坡的学生每100人就有97个上补习班，造就了许多高薪的补习教师。有些抢手的补习老师收生爆满，还有许多学生在排队等着被录取。读了这则新闻也不觉得惊讶，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看，找到一个好的补习老师的确能帮忙孩子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间接也奠定他们的将来。
除了一群天资极高的学生不需要补习之外，很多学生从小学开始就需要补习。客观地看，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课程太广泛：由于老师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课程在学期里教完，所以在有限的上课时间里只能匆匆讲解课文的主题和原理，中学和初级学院的课程更是如此。
二、课外活动太多：一般上，每个学生至少每周都要花五六个小时在课外活动上，加上他们每天要很早起身，回家后又要做功课到深夜，在睡眠不足和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在课室里打瞌睡，精神不能集中，上课时吸收力因此减低。
三、对补习老师的依赖：有些老师知道学生们在校外都有补习，所以就没有花太多时间留下来帮忙一些跟不上课程的同学，一心让补习老师去教他们。这一来就有更多的学生去找补习了。
四、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由于竞争激烈，大家都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要做适者就要让自己提升，只要补习老师能帮忙提高孩子的成绩，大家都愿意花这笔钱。
要减少孩子们对补习的依赖，我觉得教育部可以研究一下课程内容，削减一些不必要和不合乎今日社会的课程，重质不重量。只要学校老师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们了解一个课题，孩子们就不会一知半解，就不需要校外的援助。
另外，校方应该让学生在保密的情况下评估每个老师的教学态度，我就曾看过一些教书态度懒散的老师，从来不改学生的作业。惟有学生真实的反映，校方才能深入检讨和改进。
一个成功的教育制度是能让学生们在学校里学到学问，不必依赖外来的援助。
● 许绮纹
日前有新闻报道，新加坡的学生每100人就有97个上补习班，造就了许多高薪的补习教师。有些抢手的补习老师收生爆满，还有许多学生在排队等着被录取。读了这则新闻也不觉得惊讶，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看，找到一个好的补习老师的确能帮忙孩子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间接也奠定他们的将来。
除了一群天资极高的学生不需要补习之外，很多学生从小学开始就需要补习。客观地看，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课程太广泛：由于老师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课程在学期里教完，所以在有限的上课时间里只能匆匆讲解课文的主题和原理，中学和初级学院的课程更是如此。
二、课外活动太多：一般上，每个学生至少每周都要花五六个小时在课外活动上，加上他们每天要很早起身，回家后又要做功课到深夜，在睡眠不足和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在课室里打瞌睡，精神不能集中，上课时吸收力因此减低。
三、对补习老师的依赖：有些老师知道学生们在校外都有补习，所以就没有花太多时间留下来帮忙一些跟不上课程的同学，一心让补习老师去教他们。这一来就有更多的学生去找补习了。
四、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由于竞争激烈，大家都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要做适者就要让自己提升，只要补习老师能帮忙提高孩子的成绩，大家都愿意花这笔钱。
要减少孩子们对补习的依赖，我觉得教育部可以研究一下课程内容，削减一些不必要和不合乎今日社会的课程，重质不重量。只要学校老师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们了解一个课题，孩子们就不会一知半解，就不需要校外的援助。
另外，校方应该让学生在保密的情况下评估每个老师的教学态度，我就曾看过一些教书态度懒散的老师，从来不改学生的作业。惟有学生真实的反映，校方才能深入检讨和改进。
一个成功的教育制度是能让学生们在学校里学到学问，不必依赖外来的援助。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工院工教院学额竞争激烈 学生不再只为文凭读书
（2008-07-02）
● 王珏琪
刘庆成（摄）
琴蓓苓（22岁）原本已被初级学院录取，但为追求自己的梦想，她毅然选择进入工艺教育学院，修读她深感兴趣的课程。
琴蓓苓热衷于生物医疗，中学时看母亲当护士，就梦想能从事生物医疗的工作。
她曾以进入理工学院（L1R4）的总积分14分报读新加坡理工学院的生物医疗科，但却被分配到工商科。由于不愿意“为了拿文凭而拿文凭”，她决定到工教院修读她一心要报读的生物医疗科。
和琴蓓苓一样放弃传统升学机会的，还有陈道荣和谢马可。他们的“另类”升学选择，反映了本地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的素质不断提升，学生不惜放弃升上较有声望高等学府的机会。
教育部发言人受询时说，根据这三年的理工学院收生人数，每年进入工院的学生平均有1%拥有A水准文凭；另外，每年平均约2%的工教院学生，原本有资格进入理工学院。
琴蓓苓：喜欢工教院学习方式
琴蓓苓在工教院读一年级时，还被义安理工学院生物医疗课程录取，但她“真的很喜欢工教院的应用型学习方式”，于是选择继续在工教院完成两年的学业。
在工教院时，琴蓓苓曾到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Biopolis)的实验室实习三个月，并参与了克隆斑马鱼的研究工作。去年获取高级国家工艺教育局生物科技文凭后，她到新加坡PSB学院修读生物医疗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琴蓓苓的工教院文凭和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的实习经验已经获得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录取，不过她目前暂时选择在本地求学。她计划毕业后继续考取博士学位，或到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从事研究工作。
陈道荣：进工院也能上大学
陈道荣（24岁）在初级学院毕业后，到理工学院就读。他原本被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系录取，不过他的兴趣是设计电脑游戏，而本地大学当时并没有这类课程。
他说：“当初只是单纯地想读初院读大学，只要拿文凭就好。当兵时才察觉不应该这样，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跟着别人走；勉强拿了文凭，以后去做不喜欢的工作也不好。”
陈道荣过后报读了淡马锡理工学院游戏及娱乐科技课程，目前是三年级学生，在科系排名前10%。他去年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实习，研究设计电脑游戏。他说：“进理工学院不代表不能上大学。工院会尽量给你机会接触很多事物，例如到美国去。”
谢马可：欣赏工教院应用课程
22岁的谢马可在中学时期就梦想成为护士。他原本计划中学毕业后报读理工学院护理课程，但录取他的是建筑系。他说：“那不是我喜欢的课程，虽然是专业文凭，若勉强修读，可能会辍学。”
谢马可说服家人和朋友，报读工教院的护理课程。去年毕业后到义安工院护理课程继续进修。
谢马可说他欣赏以应用课程为重的工教院教育，并觉得他在工教院获得的技术知识，比O水准毕业直接升上理工学院的同学强。
新加坡工院院长：
能进初院学生选择工院日增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能进初院的O水准毕业生选择进工院，这类学生在2003年占了工院新生的23%，今年的人数增加到32%。这类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到报读理工学院的竞争日益激烈。
据本报了解，热门的理工学院课程很受欢迎，不少O水准会考总积分低于10分的毕业生也竞相修读，导致一些成绩原本能进入初院的中四毕业生，也未必能如愿进入工院修读热门课程。
今年理工学院联合招生的结果显示，有9个工院课程的录取截分点定在10分或以下，去年只有5个课程是如此。这意味着，获选就读的学生的会考积分，大都能进入初级学院（初院收生的最高L1R5分数是20分）。更多O水准成绩较优秀的学生选择到工院继续升学，自然使报读有关课程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9个热门课程当中，两个是生物医疗科学课程，两个是心理学课程。
新加坡理工学院院长陈汉章受访时指出，五所理工学院开办了百多个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而多数家长也鼓励孩子报读有兴趣的课程。
他说，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行业，学生可以“行行出状元”。随着理工学院的声望提高了，素质也受到国际肯定，现在的学生作升学考虑时，不再是因为进不了初级学院才选择理工学院。此外，本地大学“很积极录取理工学院学生，使学生有更多升学机会”，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近年来，更多能进初院的O水准毕业生选择进工院。
上个星期发表的《扩充大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初期报告书》建议，第四所公费大学在日后设立后，2015年时，每年大学生人数可增收2400人，其中1200人来自理工学院毕业生，人数增加率是40%。也就是说，到时能进大学的同龄学生中，工院生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增至8.5%。
陈汉章说：“那些要上大学又要满足自己兴趣的学生，理工学院是他们选择的道路。”
● 王珏琪
刘庆成（摄）
琴蓓苓（22岁）原本已被初级学院录取，但为追求自己的梦想，她毅然选择进入工艺教育学院，修读她深感兴趣的课程。
琴蓓苓热衷于生物医疗，中学时看母亲当护士，就梦想能从事生物医疗的工作。
她曾以进入理工学院（L1R4）的总积分14分报读新加坡理工学院的生物医疗科，但却被分配到工商科。由于不愿意“为了拿文凭而拿文凭”，她决定到工教院修读她一心要报读的生物医疗科。
和琴蓓苓一样放弃传统升学机会的，还有陈道荣和谢马可。他们的“另类”升学选择，反映了本地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的素质不断提升，学生不惜放弃升上较有声望高等学府的机会。
教育部发言人受询时说，根据这三年的理工学院收生人数，每年进入工院的学生平均有1%拥有A水准文凭；另外，每年平均约2%的工教院学生，原本有资格进入理工学院。
琴蓓苓：喜欢工教院学习方式
琴蓓苓在工教院读一年级时，还被义安理工学院生物医疗课程录取，但她“真的很喜欢工教院的应用型学习方式”，于是选择继续在工教院完成两年的学业。
在工教院时，琴蓓苓曾到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Biopolis)的实验室实习三个月，并参与了克隆斑马鱼的研究工作。去年获取高级国家工艺教育局生物科技文凭后，她到新加坡PSB学院修读生物医疗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琴蓓苓的工教院文凭和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的实习经验已经获得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录取，不过她目前暂时选择在本地求学。她计划毕业后继续考取博士学位，或到启奥生物医药研究园从事研究工作。
陈道荣：进工院也能上大学
陈道荣（24岁）在初级学院毕业后，到理工学院就读。他原本被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系录取，不过他的兴趣是设计电脑游戏，而本地大学当时并没有这类课程。
他说：“当初只是单纯地想读初院读大学，只要拿文凭就好。当兵时才察觉不应该这样，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跟着别人走；勉强拿了文凭，以后去做不喜欢的工作也不好。”
陈道荣过后报读了淡马锡理工学院游戏及娱乐科技课程，目前是三年级学生，在科系排名前10%。他去年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实习，研究设计电脑游戏。他说：“进理工学院不代表不能上大学。工院会尽量给你机会接触很多事物，例如到美国去。”
谢马可：欣赏工教院应用课程
22岁的谢马可在中学时期就梦想成为护士。他原本计划中学毕业后报读理工学院护理课程，但录取他的是建筑系。他说：“那不是我喜欢的课程，虽然是专业文凭，若勉强修读，可能会辍学。”
谢马可说服家人和朋友，报读工教院的护理课程。去年毕业后到义安工院护理课程继续进修。
谢马可说他欣赏以应用课程为重的工教院教育，并觉得他在工教院获得的技术知识，比O水准毕业直接升上理工学院的同学强。
新加坡工院院长：
能进初院学生选择工院日增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能进初院的O水准毕业生选择进工院，这类学生在2003年占了工院新生的23%，今年的人数增加到32%。这类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到报读理工学院的竞争日益激烈。
据本报了解，热门的理工学院课程很受欢迎，不少O水准会考总积分低于10分的毕业生也竞相修读，导致一些成绩原本能进入初院的中四毕业生，也未必能如愿进入工院修读热门课程。
今年理工学院联合招生的结果显示，有9个工院课程的录取截分点定在10分或以下，去年只有5个课程是如此。这意味着，获选就读的学生的会考积分，大都能进入初级学院（初院收生的最高L1R5分数是20分）。更多O水准成绩较优秀的学生选择到工院继续升学，自然使报读有关课程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9个热门课程当中，两个是生物医疗科学课程，两个是心理学课程。
新加坡理工学院院长陈汉章受访时指出，五所理工学院开办了百多个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而多数家长也鼓励孩子报读有兴趣的课程。
他说，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行业，学生可以“行行出状元”。随着理工学院的声望提高了，素质也受到国际肯定，现在的学生作升学考虑时，不再是因为进不了初级学院才选择理工学院。此外，本地大学“很积极录取理工学院学生，使学生有更多升学机会”，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近年来，更多能进初院的O水准毕业生选择进工院。
上个星期发表的《扩充大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初期报告书》建议，第四所公费大学在日后设立后，2015年时，每年大学生人数可增收2400人，其中1200人来自理工学院毕业生，人数增加率是40%。也就是说，到时能进大学的同龄学生中，工院生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增至8.5%。
陈汉章说：“那些要上大学又要满足自己兴趣的学生，理工学院是他们选择的道路。”
2008年7月2日星期三
请电视台多播映中华传统艺术节目
（2008-07-02）
● 陈钦赐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特别是中华书画艺术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具有真善美之内涵，历经千锤百炼，成为世界上具有魅力及特有的美术，学习书画是一种修心养性，松懈身心，陶冶性情，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若能持之以恒，也可提升一个人的气质与性格。写字与绘画能使心灵趋于平静，情绪获得协调，具有养生保健之作用。当一位画家创作一幅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或是一位书法家写出一幅理想与具有美感的优秀作品时，那种心里的满足感是笔墨所难形容的，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伟大的西方大师级画家毕卡索，由于仰慕中华书画的高雅内涵与深远意境，曾经向台湾大师级画家张大千请教中国书画的特色。在毕卡索要求下，张大千一度示范中国画，只在空白的宣纸上画了两条小鱼，毕卡索却对此赞不绝口，说道：“中国画真了不起，你画鱼儿又没画水，而我却觉得有水意，还闻到水的味道！美妙极了！”可见中华书画艺术的感染力。 传统艺术不只是书画，它也包括了传统的华族舞蹈、戏剧、民歌、华乐，它是人类文明的资源。
十年前，我国电视台华语节目，每逢星期天都有播放华族传统艺术节目，例如：民间舞蹈、华乐与书画示范等，令人感动与赞赏，如此健康的节目，近年来却很少出现在我国电视节目上，令人遗憾。
电视台多播放传统文化艺术之节目，肯定可以提升国民的文化内涵，修身养性、松懈紧张的生活。而通过看电视节目学习书画艺术，必然也会增强个人的文学修养，改善个人的品格，何乐而不为呢？
● 陈钦赐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特别是中华书画艺术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具有真善美之内涵，历经千锤百炼，成为世界上具有魅力及特有的美术，学习书画是一种修心养性，松懈身心，陶冶性情，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若能持之以恒，也可提升一个人的气质与性格。写字与绘画能使心灵趋于平静，情绪获得协调，具有养生保健之作用。当一位画家创作一幅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或是一位书法家写出一幅理想与具有美感的优秀作品时，那种心里的满足感是笔墨所难形容的，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伟大的西方大师级画家毕卡索，由于仰慕中华书画的高雅内涵与深远意境，曾经向台湾大师级画家张大千请教中国书画的特色。在毕卡索要求下，张大千一度示范中国画，只在空白的宣纸上画了两条小鱼，毕卡索却对此赞不绝口，说道：“中国画真了不起，你画鱼儿又没画水，而我却觉得有水意，还闻到水的味道！美妙极了！”可见中华书画艺术的感染力。 传统艺术不只是书画，它也包括了传统的华族舞蹈、戏剧、民歌、华乐，它是人类文明的资源。
十年前，我国电视台华语节目，每逢星期天都有播放华族传统艺术节目，例如：民间舞蹈、华乐与书画示范等，令人感动与赞赏，如此健康的节目，近年来却很少出现在我国电视节目上，令人遗憾。
电视台多播放传统文化艺术之节目，肯定可以提升国民的文化内涵，修身养性、松懈紧张的生活。而通过看电视节目学习书画艺术，必然也会增强个人的文学修养，改善个人的品格，何乐而不为呢？
2008年7月1日星期二
投资未来
（2008-06-29）
● 吴新慧
如果说美国著名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近期做的一大投资是什么，那应该是华文。理由很简单，中国的13亿人口每天都在“消费”这语文。
他在去年出版的“A Bull in China: Investing Profitably in the World's Greatest Market”（《中国牛市》）一书中说，“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让你的孩子或孙辈学华文，华文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语言。”
去年，他本身就为今年5岁的女儿乐乐这么做。上星期接受本报记者潘星华访问时，他坦言，对未来最好的投资，就是给女儿提供一个最好的学习华文的环境。所以，他在去年变卖了美国的资产，全家搬到新加坡来，让女儿先到重视华文教育的南洋幼稚园浸濡，接着又和妻子到南洋小学当家长义工，还要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找房子，确保女儿下来能“包进”南小。
作为投资大师，罗杰斯相信他的研究和判断；作为家长，他为女儿所看准的未来及大势而做的一切准备，用心良苦。
新加坡的教育，也无时不在为未来作投资。投资与投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投入的心血和时间。打游击似的短期投资，对短期得失自然斤斤计较；愿意费心放长线的投资者，即使眼前的障碍多、回报少，仍会相信每走一步是过渡到长远未来的一大步，并愿意为每一个过渡铲除障碍，边走边制造能方便更多后来者一起上路的一波助一波涟漪效应。
换句话说，做长远投资者，除了对大势的把握要有一定的自信外，也要有接受过程中会出现挫折的大度，以及相信即使失败，过程中也增加了许多知识、友谊与人文经验的自信。
对于长远投资应有的心理素质，罗杰斯就有此看法。他说，即使基于种种原因，他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判断是看走了眼，但毕竟还是让女儿掌握了一个全世界每天有13亿人在讲的语言，了解这语文所蕴含的文化。
新加坡的教育近年来配合经济环球化、人才竞争环球化等大势，在提供广泛基础的通识教育上，以及促进莘莘学子多与外面世界交流学习上，也是用心良苦。只是除了政策，决策者及负责设计与执行的各方，更要有正确心态，以免模糊方向，使投资的基因突变为短视的功利与投机。
像本地各大小学府的各种国外考察、浸濡或实习计划，参加的学生对这些计划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即使实地考察或实习的时间再短，也不能止于参加就为了扩大自己的人脉，或只为让自己的履历更精彩。只顾忙着吸取养料却不懂得施肥及为他人施肥者，毕竟只是个小家子气及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灾害的投机者。
罗杰斯在接受中国等地的媒体访问时，经常提到他对中国前景充满信心，是来自他对中国的长期研究，这包括他经常到中国考察旅行。而深入调查及研究是他做任何投资时的基本功课。
今年4月间，他在北京接受中国湖南卫视和《证券日报》记者访问时提到，亲自研究一个国家和公司发展潜能的重要性。他说，“当你近距离看到这个国家，你要自己找吃的、过夜的地方，自己去找汽油的时候，你就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了解中国的方式。在两年以前，我就了解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因为我在中国旅行的经历，使我得出这个结论。”
他还说，作为长期投资者，只要是做足了功课，在做了投资决定后，“就可以不去管它”。“即使有的时候它可能会下跌，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在正确的国家，投资在正确的行业，买的是正确的股票。”
新加坡的教育是在做长远的投资，政府也相信它为国人所做的教育投资及投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投资与深入研究，不能止于政府及行政机构的层面。在探讨及准备更进一步投资于通识教育及促进学生的国际经验、在准备设立通识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的环境时，由上至下都应对这准备过程有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投入。不先有正确认识和了解，即使有心投资，往往会被随时冒出的投机心理牵制，衡量投资价值时仍会钱途至上。
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陈祝全受访时说的，要设立通识大学，首先是加强公众和学生对它的认识，明白通识大学的教育对人类的长远和深层意义。
● 吴新慧
如果说美国著名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近期做的一大投资是什么，那应该是华文。理由很简单，中国的13亿人口每天都在“消费”这语文。
他在去年出版的“A Bull in China: Investing Profitably in the World's Greatest Market”（《中国牛市》）一书中说，“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让你的孩子或孙辈学华文，华文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语言。”
去年，他本身就为今年5岁的女儿乐乐这么做。上星期接受本报记者潘星华访问时，他坦言，对未来最好的投资，就是给女儿提供一个最好的学习华文的环境。所以，他在去年变卖了美国的资产，全家搬到新加坡来，让女儿先到重视华文教育的南洋幼稚园浸濡，接着又和妻子到南洋小学当家长义工，还要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找房子，确保女儿下来能“包进”南小。
作为投资大师，罗杰斯相信他的研究和判断；作为家长，他为女儿所看准的未来及大势而做的一切准备，用心良苦。
新加坡的教育，也无时不在为未来作投资。投资与投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投入的心血和时间。打游击似的短期投资，对短期得失自然斤斤计较；愿意费心放长线的投资者，即使眼前的障碍多、回报少，仍会相信每走一步是过渡到长远未来的一大步，并愿意为每一个过渡铲除障碍，边走边制造能方便更多后来者一起上路的一波助一波涟漪效应。
换句话说，做长远投资者，除了对大势的把握要有一定的自信外，也要有接受过程中会出现挫折的大度，以及相信即使失败，过程中也增加了许多知识、友谊与人文经验的自信。
对于长远投资应有的心理素质，罗杰斯就有此看法。他说，即使基于种种原因，他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判断是看走了眼，但毕竟还是让女儿掌握了一个全世界每天有13亿人在讲的语言，了解这语文所蕴含的文化。
新加坡的教育近年来配合经济环球化、人才竞争环球化等大势，在提供广泛基础的通识教育上，以及促进莘莘学子多与外面世界交流学习上，也是用心良苦。只是除了政策，决策者及负责设计与执行的各方，更要有正确心态，以免模糊方向，使投资的基因突变为短视的功利与投机。
像本地各大小学府的各种国外考察、浸濡或实习计划，参加的学生对这些计划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即使实地考察或实习的时间再短，也不能止于参加就为了扩大自己的人脉，或只为让自己的履历更精彩。只顾忙着吸取养料却不懂得施肥及为他人施肥者，毕竟只是个小家子气及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灾害的投机者。
罗杰斯在接受中国等地的媒体访问时，经常提到他对中国前景充满信心，是来自他对中国的长期研究，这包括他经常到中国考察旅行。而深入调查及研究是他做任何投资时的基本功课。
今年4月间，他在北京接受中国湖南卫视和《证券日报》记者访问时提到，亲自研究一个国家和公司发展潜能的重要性。他说，“当你近距离看到这个国家，你要自己找吃的、过夜的地方，自己去找汽油的时候，你就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了解中国的方式。在两年以前，我就了解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因为我在中国旅行的经历，使我得出这个结论。”
他还说，作为长期投资者，只要是做足了功课，在做了投资决定后，“就可以不去管它”。“即使有的时候它可能会下跌，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在正确的国家，投资在正确的行业，买的是正确的股票。”
新加坡的教育是在做长远的投资，政府也相信它为国人所做的教育投资及投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投资与深入研究，不能止于政府及行政机构的层面。在探讨及准备更进一步投资于通识教育及促进学生的国际经验、在准备设立通识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的环境时，由上至下都应对这准备过程有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投入。不先有正确认识和了解，即使有心投资，往往会被随时冒出的投机心理牵制，衡量投资价值时仍会钱途至上。
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陈祝全受访时说的，要设立通识大学，首先是加强公众和学生对它的认识，明白通识大学的教育对人类的长远和深层意义。
虚拟人走入现实
（2008-06-30）
● 高极登
东京秋叶原青年杀人事件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狂汉杀人事件，而是与资讯科技相关的一宗社会悲剧。
凶手25岁的加藤智大显然是受了电玩之类的次文化影响，加上受了挫折刺激，以至愤世嫉俗，神志上虚实不分，把虚拟世界的杀戮情景运用到现实世界上。
年轻人装扮成动画人物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把电玩、电子动画中的境况当真。吾人常说，电影是演给人看的，动画中的景况亦然，狂枪扫射、炮火轰炸……正常人都明了只是一场游戏。
对于电玩，早有辩论，随着资信技术发展，近年电玩越来越精密，角色扮演让电玩变得逼真非常，久而久之，你会入境，仿佛自己就是“画中人”。
一些年轻人更花很多钱，把自己装扮成动画中的人物。我就看过这类的异类少年，把头发梳成尖角状，像极了当年的彷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隐世者，从嬉皮士、彷客、麦当劳少年、彩装少年到今时今日的“动画少年”，虽然名堂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空虚，空虚占据了他们的心灵。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人们的看法不一，有者认为这只是一种渲泄，不足为惧，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就像迷恋歌影星，长大之后思想改变，一切都会改观。
我想这样的解读对大部分的电玩发烧友而言是可以成立的，但别忘了一种米养百样人，不同的人对电玩的感受不一样，就像有些人迷信、有些人很容易被催眠、有些人很情绪化，看伦理片哭成泪人。
有研究发现，看完武打片走出影院，男士们个个挺胸阔步，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打不死的英雄。看了爱情悲剧，则心情沉重。70年代，有部恬妮主演的片子叫《我心碎了》，说的大概是女人被抛弃的故事，影片赚人热泪，据报载有女观众看后自杀。或许这些女观众本身情绪不定，受影片情节感染下走上绝路。
电玩的情况亦然，一些心理素质不好的青少年，可能就会受电玩中的价值观影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父母的关爱最重要
现在有许多双薪族的家长，平日忙于工作，对孩子疏于管教，买架电脑，买个PSP掌上游戏机给孩子作为弥补。孩子沉迷电玩，不来吵家长，一些家长还乐得耳根清静。
青少年是身心成长的时期，少儿价值观须经过一个确立的过程。试想，整天打电玩，上网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陌生网客清谈的少儿，会养成什么样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长期对着电脑，他们会变得封闭内向，待人处事不善沟通。在学业或生活上面对困扰，就会通过电玩或上网，借以麻醉自己，忘记或避开不愉快的事。
要解决电玩、互联网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我认为父母的关爱最重要，更应鼓励孩子多从事社交活动，多和其他人沟通以破除闭塞，让心境开朗。有时甚至可以从事义工，或到第三世界国家旅行，让孩子们打开眼界，居安思危，了解到世界上有许多应关注的事，把他们从虚拟世界带回现实中。
宗教信仰也非常重要，有正信就会有正思正见正行，不会让虚拟的花花世界迷惑。
● 高极登
东京秋叶原青年杀人事件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狂汉杀人事件，而是与资讯科技相关的一宗社会悲剧。
凶手25岁的加藤智大显然是受了电玩之类的次文化影响，加上受了挫折刺激，以至愤世嫉俗，神志上虚实不分，把虚拟世界的杀戮情景运用到现实世界上。
年轻人装扮成动画人物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把电玩、电子动画中的境况当真。吾人常说，电影是演给人看的，动画中的景况亦然，狂枪扫射、炮火轰炸……正常人都明了只是一场游戏。
对于电玩，早有辩论，随着资信技术发展，近年电玩越来越精密，角色扮演让电玩变得逼真非常，久而久之，你会入境，仿佛自己就是“画中人”。
一些年轻人更花很多钱，把自己装扮成动画中的人物。我就看过这类的异类少年，把头发梳成尖角状，像极了当年的彷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隐世者，从嬉皮士、彷客、麦当劳少年、彩装少年到今时今日的“动画少年”，虽然名堂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空虚，空虚占据了他们的心灵。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人们的看法不一，有者认为这只是一种渲泄，不足为惧，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就像迷恋歌影星，长大之后思想改变，一切都会改观。
我想这样的解读对大部分的电玩发烧友而言是可以成立的，但别忘了一种米养百样人，不同的人对电玩的感受不一样，就像有些人迷信、有些人很容易被催眠、有些人很情绪化，看伦理片哭成泪人。
有研究发现，看完武打片走出影院，男士们个个挺胸阔步，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打不死的英雄。看了爱情悲剧，则心情沉重。70年代，有部恬妮主演的片子叫《我心碎了》，说的大概是女人被抛弃的故事，影片赚人热泪，据报载有女观众看后自杀。或许这些女观众本身情绪不定，受影片情节感染下走上绝路。
电玩的情况亦然，一些心理素质不好的青少年，可能就会受电玩中的价值观影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父母的关爱最重要
现在有许多双薪族的家长，平日忙于工作，对孩子疏于管教，买架电脑，买个PSP掌上游戏机给孩子作为弥补。孩子沉迷电玩，不来吵家长，一些家长还乐得耳根清静。
青少年是身心成长的时期，少儿价值观须经过一个确立的过程。试想，整天打电玩，上网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陌生网客清谈的少儿，会养成什么样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长期对着电脑，他们会变得封闭内向，待人处事不善沟通。在学业或生活上面对困扰，就会通过电玩或上网，借以麻醉自己，忘记或避开不愉快的事。
要解决电玩、互联网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我认为父母的关爱最重要，更应鼓励孩子多从事社交活动，多和其他人沟通以破除闭塞，让心境开朗。有时甚至可以从事义工，或到第三世界国家旅行，让孩子们打开眼界，居安思危，了解到世界上有许多应关注的事，把他们从虚拟世界带回现实中。
宗教信仰也非常重要，有正信就会有正思正见正行，不会让虚拟的花花世界迷惑。
何不借鉴北京的禁塑令
（2008-07-01）
● 林心惠
日前到超市购物时，收银员把两瓶1公升装的果汁放入一个大塑料袋里，然后将两个手掌般大小的护肤产品也装入另一个相同大小的塑料袋。我马上觉得“不用那么大的袋子吧”，就将护肤品拿出放入自己书包里，将袋子还给收银员。离开时，于前一晚才从北京归国的我才醒悟：新加坡的塑料袋规定太不一样了。
北京从6月1日开始施行了“禁塑令”，除了强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也规定超市、商场和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再为消费者免费提供塑料袋。政策实行后，所有大大小小的零售商场都严格遵守，实行得相当成功。我和北京的朋友们，刚开始时都觉得非常不方便，总会觉得收银员收了钱后好像少提供了些什么服务，然后才恍然想起现在没免费塑料袋了，收银员也没有义务包装购买的物品。渐渐习惯禁塑令限制后，我们都会带较大的背包或环保袋出门，为环保尽一分绵力，同时减少购买塑料袋这一方面的开销。
政府施行政策的方式和人民的意识态度此二者之间，其实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拿新加坡和北京的情况对比，就能凸显这种关系。目前，北京各种大大小小的超市都不免费提供塑料袋，按塑料袋的大小征收大约1角到5角的收费。家乐福除了不久前办活动，凡消费一定金额的顾客都获赠环保布袋，现在也以低廉的价格提供设计时髦、质量佳的加厚购物袋，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博实超市也分发免费的购物袋给学生们使用。校园内外的书店也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一家书店则采用绳子绑书，以便顾客携带。
与北京的禁塑令相比，我国国家环境局目前将每周三定为“自备购物袋日”（Bring Your Own Bag Day，简称BYOBD），鼓励消费者自带购物袋，或在使用购物袋时以自愿的形式捐出1角钱，作为资助环保活动的款项。BYOBD推行后，各大超市的塑料袋消耗量固然减少了，但这是以“鼓励”和“自愿”为主，比起北京的强制禁塑令欠缺果断性，所以本地民众的环保意识和国家整体的环保活动始终热不起来。
北京的禁塑令能在实行一个月后达到非常好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强制性的性质。当然，全面禁止塑料袋的使用是非常困难也不切实际的，但以强制性的政策控制某方面的塑料袋使用也是新加坡可以考虑的做法。使塑料袋成为“得来不易”的物品，不仅降低其消耗率，同时也可让使用者自觉发现节省塑料袋使用对环保的重要性，从而省下更多的塑料袋。新加坡作为一个成熟的消费城市，绝对可以为环保作出更大的贡献。
● 林心惠
日前到超市购物时，收银员把两瓶1公升装的果汁放入一个大塑料袋里，然后将两个手掌般大小的护肤产品也装入另一个相同大小的塑料袋。我马上觉得“不用那么大的袋子吧”，就将护肤品拿出放入自己书包里，将袋子还给收银员。离开时，于前一晚才从北京归国的我才醒悟：新加坡的塑料袋规定太不一样了。
北京从6月1日开始施行了“禁塑令”，除了强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也规定超市、商场和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再为消费者免费提供塑料袋。政策实行后，所有大大小小的零售商场都严格遵守，实行得相当成功。我和北京的朋友们，刚开始时都觉得非常不方便，总会觉得收银员收了钱后好像少提供了些什么服务，然后才恍然想起现在没免费塑料袋了，收银员也没有义务包装购买的物品。渐渐习惯禁塑令限制后，我们都会带较大的背包或环保袋出门，为环保尽一分绵力，同时减少购买塑料袋这一方面的开销。
政府施行政策的方式和人民的意识态度此二者之间，其实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拿新加坡和北京的情况对比，就能凸显这种关系。目前，北京各种大大小小的超市都不免费提供塑料袋，按塑料袋的大小征收大约1角到5角的收费。家乐福除了不久前办活动，凡消费一定金额的顾客都获赠环保布袋，现在也以低廉的价格提供设计时髦、质量佳的加厚购物袋，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博实超市也分发免费的购物袋给学生们使用。校园内外的书店也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一家书店则采用绳子绑书，以便顾客携带。
与北京的禁塑令相比，我国国家环境局目前将每周三定为“自备购物袋日”（Bring Your Own Bag Day，简称BYOBD），鼓励消费者自带购物袋，或在使用购物袋时以自愿的形式捐出1角钱，作为资助环保活动的款项。BYOBD推行后，各大超市的塑料袋消耗量固然减少了，但这是以“鼓励”和“自愿”为主，比起北京的强制禁塑令欠缺果断性，所以本地民众的环保意识和国家整体的环保活动始终热不起来。
北京的禁塑令能在实行一个月后达到非常好的成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强制性的性质。当然，全面禁止塑料袋的使用是非常困难也不切实际的，但以强制性的政策控制某方面的塑料袋使用也是新加坡可以考虑的做法。使塑料袋成为“得来不易”的物品，不仅降低其消耗率，同时也可让使用者自觉发现节省塑料袋使用对环保的重要性，从而省下更多的塑料袋。新加坡作为一个成熟的消费城市，绝对可以为环保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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